甘棠港道的开辟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畅达

　　梁克家编修的《三山志》

　　□史林折枝

　　■卢美松

　　对于福州甘棠港的研究，至今仍是热议的话题，可见其意义。今时再论，似乎较前深入一些，却依然难有共识。究其原因，除了时隔太久、资料缺乏之外，笔者以为也有对资料解读的问题，看来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

　　首先，自然是对宋淳熙《三山志》记载的认识与解读。众所周知，《三山志》是南宋状元、宰相梁克家主持编修的，有些内容出自他的手笔。《宋史》本传评价梁克家，为人“风度峻整”，“为文浑厚明白，辞命尤温雅”。《三山志》作为古代名志，又是福建至今保存最早的旧志，被视为珍宝，应是实至名归。当然，梁克家修《三山志》还得力于他的助手、福州通判陈傅良的佐助。如《宋史》本传所载，“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修志亦然。陈傅良也是“文擅当世”、自成一家的高手。二人相济，珠联璧合，无忝于名志之誉。

　　值得注意的是，梁克家曾两知福州，对州情自是熟稔。他于淳熙六年(1179年)，“起知福州，在镇有治绩”。故淳熙九年任满之后，朝廷“降旨仍知福州”，同年九月，因拜右丞相而离职。以梁克家的身份、学识与治学态度编修《三山志》，自然是审慎与认真的。如他在该志自序中所述：“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乃约诸里居与仕于此者，相与纂集，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里闾所记。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这里之所以不惮烦地引述梁知州的自述，旨在表明他为编修这部名志所持的态度及所付出的艰辛，说明他决非率尔操觚，草草编就;也非轻信传言途说而联缀成篇的。他在序中特别提及，福州自晋安建郡以来，前人有过《闽中记》的撰写与增修，皆已散佚无存;而最近一次林世程于庆历三年(1043年)所续修的《续闽中记》，仍传于世，且其书对福州地理、山川、人士、物产的记载还颇为“究悉”。梁氏对此无疑多有引述，并加增益。这从他在《三山志》中经常引据《旧记》(林世程《续闽中记》)及“曾记”(曾师建绍兴甲寅[1134年]记闽事)等可以看出。有鉴于此，我们没有理由轻率地否定梁志中对许多史事、史迹的记述，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史事或著名史迹的记载(如甘棠港开辟与黄崎山地名)。当然，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对个别人物、名物的记载，可能会有错误，一些细心的文史专家对此已有所指正。

　　二

　　但笔者以为，像王审知主持开辟甘棠港这样的大事件，梁知州当不会有失误的。一来那时去古未远(约有270多年)，二来前人有史志、笔记的记载，可资参考。如他在《三山志》卷第六“地理类六·江潮”一节中，为记述福州州境外航(或来舶)的“水路”路程和“海道”行船时，就按水路由远而近地记述潮水的进程。在“十一潮”程处记云：“西，官井洋港。西源出处州龙泉(按今属浙南地界)，东流百里至斜滩(按今属寿宁县)，过载首，合松潭溪、白沙镇(按一作溪)，至廉首村;一出政和县界，经麻岭至缪(按今作穆)洋，三十里，至廉村(按今属福安市)，会龙泉溪，南流为江。过甘棠港(按志书原注曰：旧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904年]，琅琊王审知，具太牢，礼祷于神，将刊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碎解。迟明，安流如砥。昭宗诏褒之，赐号甘棠。神曰显灵侯。三年，赐德政碑。《五代史》谓：闽人私号，误)、黄崎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