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五种形象》（节选）

　　一

　　统计可以显示，典型这个术语出现在文学批评之中的频率愈来愈低。必须意识到，这不仅是某一个理论术语的过时；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支持这个术语的一批命题正在逐渐失效。因此，清理典型的理论谱系可能相当大程度地涉及文学理论内部意味深长的转向。

　　典型时常等同于典型性格。这是对成功的文学人物所给予的评价，甚至是对成功的文学所给予的评价。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流行一种观念：文学的意义即是提供一个生动的人物长廊--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和林黛玉，阿Q，如此等等。某些文学人物有资格赢得“典型”的桂冠，作家肯定完成了一部杰作。这个意义上，典型成为评判文学的核心范畴。

　　对于文学说来，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多大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必须追究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并未包含塑造人物的涵义。许多古典诗文的魅力来自韵味，境界，气势，音节，来自某种情怀或者智慧，人物性格可有可无。西方的一些戏剧或者小说隐含了深刻的心理内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恐惧以及净化或者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分析才是阅读经验的有效解释。另一些时候，某个故事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原因毋宁说源于某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母题”。总之，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将人物视为首要因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曾经将悲剧分解为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成分是情节而不是性格，因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性格仅仅是完成情节的忠实齿轮，前者无疑必须屈从于后者：悲剧“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⑴显然，这种观点在早期西方文学理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许多文学理论家那里，人物性格并非一个领衔主演的话题。拉曼·塞尔登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旁证。这部著作按照“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主题选编历代西方文学理论观点，每一个主题之下又分为若干小题目。有趣的是，这些主题和小题目并未将人物性格设立为一个讨论专题。⑵

　　文学史显示，中国文学对于人物的完整塑造出现于明清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业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人物描写技巧。人们很难解释：这是一批天才作家的偶然相遇，还是历史文化的必然？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试图以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为例，考察西方文学史上相似的问题。瓦特认为，西方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情节通常以过去的神话、历史和传说为基础。笛福和理查逊开始放弃这些素材而醉心于当代的现实：“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似乎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具体的、特殊的个人经验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人物拥有通俗的专有的名字，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从而“打破了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较早的文学传统”。按照瓦特的概括，“这种变化即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巨大变迁，它以另一种大有区别的图景取代了中世纪时对统一的世界的描述，从根本上说，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发展的、而且是意外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特定经验的聚合体。”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有理由将人物的生动、具体视为典型的特征。或许恰好相反，典型的提出表明了文学理论对于抽象与一般的重新注视--典型在希腊文中为typos，英语为type，即样板或模型之义。生动或者具体的人物不计其数，为什么只有某些性格长存不朽？特殊的个人经验拘囿于特殊的时空，他乡异国的读者又有什么理由为之悲欢不已？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普遍性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典型无疑可以组织到这个问题的脉络之中，然而，这个术语的历史同时还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续接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理论。

　　二

　　追溯典型这个术语的思想源头，人们通常会提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之中的一个论点：诗人的职责是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⑷然而，与其说亚里士多德谈论的是典型人物问题，毋宁认为这是论述文学的个别形象所寓含的普遍意义。中国的古代理论家也表述过接近的观点，例如“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以小总多，咫尺有万里之势，如此等等。根据R·韦勒克的考证，德国的谢林比较早直接使用“典型”这个术语。在他那里，典型“乃是指一种像神话中一样巨大普遍性的人物”。⑸迄今为止，涉及典型的理论文献汗牛充栋。我倾向于认为，典型这个术语力图解决的是文学人物所寓含的普遍意义。并不是所有对于文学人物的论述都可以纳入典型问题。英国作家M·福斯特提出了“浑圆人物”与“扁形人物”的著名区分，并且分析了一系列相关的个案。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众多文学人物的特征，并且察觉他们的巧妙配合如何形成一部完整的情节。然而，福斯特的焦点并未集聚到典型问题之上。⑹典型问题考虑的是，个性隐藏了何种共性？这种共性具有何种意义？的确，从古代的悲剧、史诗到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跻身于文学史的众多人物神采奕奕，言辞不俗。对于读者说来，这是一些富有吸引力的性格。其中某些著名的人物穿越了历史，至今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然而，恰恰由于文学的奇特魔力，以至于所有的理论家都不得不追问：难道这些性格的吸引力以及长盛不衰的声誉仅仅是因为生动有趣？关注典型问题的理论家往往解释说，这些性格的真正意义是寄寓了某种“普遍的力量”。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所谓的“普遍力量”是黑格尔所喜爱的概念。《美学》之中，黑格尔所以将性格视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就是因为他赋予性格如此重大的使命：“这些力量所含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会成为整体和个体。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其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⑺这些理论家看来，单纯的生动性格仅仅是文学的初级表征，杰作的标志是在生动的性格背后隐含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典型的诞生。典型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但是，“典型”这个术语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于普遍意义的重视。所以，文学之中各种角色比比皆是，而典型必须是这么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既是一个人，又代表了一批人；既是具体的形象，又引申出富有意味的抽象理念；因而既陌生，又熟悉--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⑻

　　正如韦勒克所说的那样，“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批评家更集中注意主人公问题，包括消极和积极主人公。”⑼这很大程度地源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巨大成就。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屠格涅夫甚至冈察洛夫，这些作家塑造的一大批复杂的性格为批评家的分析提供了开阔的空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学理论继承了这方面的兴趣。谈论典型问题的时候，许多理论家对于高尔基这一段表述耳熟能详：“我在一生中也许看见过一千五百个神甫。我心里就形成了对某一个神甫的概念，因为某些特征已经从所有神甫身上升华出来。如果我需要写一个神甫，那我就知道该怎样描写他，该赋予他哪些特点才能使他成为典型。典型--这是小业主、和尚、警察等等某一类人所固有的许多个别特征的综合。”⑽高尔基曾经多次谈到典型的制作程序：将某个类型人物的代表性特征“抽象化”--分离出来，然后再将这些特征“具体化”--概括在某一个人物身上。无论这种程序具有多大的可信程度，人们可以发现，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具有强大共性的个性。的确，多数中国文学理论家即是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定义“典型”，另一些论文用“个别性”与“普遍性”、“现象”与“本质”等术语表述了大同小异的思想。某些理论家进一步意识到，这些哲学范畴可能对于一个茶杯、一张桌子以及一棵树一视同仁，因此，他们有意让文学人物额外地享受某些形容性的短语，例如典型人物是“以鲜明生动而突出的个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⑾如此等等。显而易见，他们对于人物个性细节的争论--例如，某个人物的肖像是否准确，或者，某句对白是否符合现场气氛，等等--远远少于人物共性的确认。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理论家用阶级身份填充典型人物的“共性”。“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成为众说纷纭的争论话题。无论理论家持哪一种观点，一个前提是确定无疑的：典型人物的共性包含的是社会历史内容，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人性。这个方面，恩格斯的看法显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虽然恩格斯未曾对典型问题发表过长篇大论，但是，他对于典型的重视众所周知：“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⑿对于典型人物的形成，恩格斯强调的是环境与人物的互动关系：“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⒀显然，恩格斯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进一步的阐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⒁如何从生动具体的人物性格追溯到阶级和倾向，最终发现巨大的历史潮流，这是一幅规模宏大的理论图景。许多理论家接受的训练已经十分娴熟，以至于“历史”这个概念成为他们理论起跳之前必须借助的跑道。能不能以典型问题为轴心，将这一幅图景完整地纳入现实主义理论？这个时候，人们不能不提及匈牙利一个著名理论家的努力--乔治·卢卡奇。

　　三

　　文学无远弗届。草木山川，花鸟鱼虫，风俗民情，隐秘的内心--文学可以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融于一炉。当然，一部小说或者一台戏不是无序的堆砌，所有的细节必须在小说或者戏剧之中聚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多数理论家坚持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所有的片断--哪怕一个标点符号--无不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整体之中证明局部的价值。然而，这个有机整体的观念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一个社会是否也可以视为有机整体--从抽象的哲学理念、国家元首的政治生活到每一个日常景象或者种种琐碎的事件，众多相距遥远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那些以种种“主义”命名的社会体制是否可能将既定的普遍设计灌注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回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迅速地将这个具体的问题摆在典型面前：一个文学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否有可能映照甚至带出整整一段历史？

　　卢卡奇断言，特定阶段的社会历史是一个“总体”。社会历史的种种内在因素不是孤立的、零散的，相反，每个环节都在相互作用中形成辩证的运动。卢卡奇做出判断的信心来自马克思理论。在他看来，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会得出的结论。

　　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上述简单的、纯粹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

　　所有孤立的部分的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如果它在某个社会里找不到，则把这说成是“偶然”，是规则的例外）。但是这些单独的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地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⒂

　　一个社会成员如何可能完整地俯视社会总体？卢卡奇的理论体系之中，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拥有这种特殊的视野。当然，某些时候，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洞察力也可能从另一个意义上抵达相似的高度。卢卡奇指出：“假若一个作家致力于如实地把握和描写真实的现实，就是说，假若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那么现实的客观整体性问题就起决定性的作用。”⒃这不仅因为现实主义作家拥有洞察以及再现社会现实的强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主义作家擅长发现隐喻社会总体的特殊性格。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曾经精辟地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富有启示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性格的巨大内涵。性格是社会之网的网结。某些性格的基本特征--例如，勇猛，乐观，粗暴，懦弱，刚愎自用，患得患失，等等--可以追溯到人物的身份、社会声望或者经济境遇。卢卡奇的总体论不仅接收了性格的内涵，并且提供了容纳这种内涵的完整框架，即性格尽量丰富地包含社会关系从而构成一幅历史图景。这个意义上，他的总体论终于完成了社会历史、现实主义文学和典型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配置。

　　现实主义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的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使典型成为典型的并不是它的一般的性质，也不是它的纯粹个别的本性（无论想象得如何深刻）；使典型成为典型的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⒄

　　必须承认，相对于众多零散的论断和焦点模糊的论述，卢卡奇是典型及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节选 （《五种形象》）

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