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籍印尼华侨俞鸿模：归国抗日的传奇“海燕”

　　在俞鸿模自传《海燕十三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兄弟俩在南洋的对话——

　　四哥说：“等一个时候吧，看看战事的发展。”

　　“实在等不下去。我说：‘仗打得多激烈，而我却在这里闲着……’”

　　“两三年前你还在出血，肺病刚好不久，应该多考虑些。不是我不爱国，更不是阻止你爱国，凡事应从多方面考虑。”

　　“我了解你的好意。战争期间，各方面条件可能差些，但我想没有什么。我年纪还轻，虽然身体差些，亦无大碍，其实各方面的事情很多，未必每人都要上前线。”

　　四哥不便强留。一九三八年二月，我留下妻孺，独自上延安去了。

　　离开印尼前，俞鸿模与家人诀别，并提议先分家产，明确提出不要房产、不要商号、不要股份，只要现金。他要将分得的现金全部带回国内。 一直到后来，家人才知道他提议分家产，是为了帮助当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海燕”为党宣传

　　1938年2月，俞鸿模带着分到的一万银元家产，辗转抵达国内，随即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文书和教员。不久，奉中国共产党特殊使命，在艾思奇等人帮助下，到汉口创办海燕出版社，后更名为“海燕书店”。

　　俞鸿模在《海燕十三年》中，曾忆起自己从延安来汉口办海燕书店的事——

　　当我往抗大找艾思奇时，他说：“我们又碰头了。去年我们的出版社尚未开张，就被敌人的炮火逼得关门大吉了。”

　　“可不是吗。”

　　他说：“在上海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抗日战争开始，组织上召我们到延安来了。”

　　旧事重提，他叫我到汉口去搞出版工作，说：“白区的文化出版工作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力量。”

　　我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而且没有一点经验，怎么下手呢？”

　　“不必自己搞，可和别人合作。读书生活出版社经济有点困难，你向南洋弄笔资金来，和它合作就行。”

　　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听说是白区里当领导的书店之一，当时是不知道的。

　　听他这么说，我问：“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写封介绍信给你去找黄洛峰同志。”

　　当时非常流行他所写的《大众哲学》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到汉口后还听说他是黄洛峰的同乡，同是云南人。

　　临离开延安前，俞鸿模还专门去看望了老朋友、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他勉励俞鸿模：“文化战线上也很需要人，需要增加新的力量。”并给汉口《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写了一份介绍信，让他帮助俞鸿模创办出版社。

　　当时出版社取名“海燕”，则取自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海燕书店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进步出版机构之一，抗战期间出版了许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进步书刊，对更多人认识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新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时，中国共产党经费紧缺，俞鸿模将从印尼带回的家产已全部用于为党开办书店和充作革命活动经费。没办法只好寄航空信向四哥要钱继续办书店，四哥既十分疼爱弟弟，也深知弟弟在祖国为抗战出力，很快电汇来一笔款项，使海燕书店得以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