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著名方志学家高澍然：不畏强权淡泊名利

　　清代闽北光泽籍的高澍然，学识渊博，秉性刚正，是当时著名的方志学家和古文学家。

　　精于史学

　　据《清史》和清版《光泽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高澍然（1774~1841），字时野，号甘谷、雨农，出生在光泽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人家。祖父高经祖是一个饱学之士，父高腾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曾任福鼎县训导。其家居城东的“绣草庐”，是远近闻名的家塾，内有亭台楼阁，花园池塘小桥，环境清幽，景色秀美。他自幼在这里刻苦攻读，与同乡少年文士何长诏、何长载等经常以诗文相和，切磋学问。

　　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培养他成才，出巨资聘请江西资溪县进士黄堂和福建建宁举人金荣镐、张绅等名士来家授教。他博览经史子集之书，尤其精于史学，为后来成为一代方志学家打下了良好基础。他还擅长古代散文学，出手的文章时人评价有唐朝韩愈之风。

　　他是嘉庆辛酉年拔贡，于嘉庆九年（1804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未中，援例任内阁中书，半年后因父病而辞归。

　　精修县志

　　道光九年（1829年），应福建总督和《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的邀请，他参与《福建通志》分志编纂，承担《福建历朝宦绩录》《闽水纲目》等部分的编纂工作。五年后，陈寿祺去世。后来，他被推举继任总纂，完成了《福建通志》四百卷的最后编纂工作。后到厦门访友，他为《金门志》作序。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回到光泽。受地方之邀，鉴于《光泽县志》八十年未修，且体例不规范，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出任《光泽县志》总纂。他主张专笔，一人一笔撰写，体例笔法一致。按省志的标准分为四表、十略、十二修、四录等。如“时事表”，是将光泽建县近千年的大事详尽记录，其分成大事、灾祥、饥穰、寇警四类，列表置于志首，让人一目了然。

　　他将《光泽县志》旧志十一编改写成三十编，重新规范了体例，并对内容进行了充实，同时对一些史实有出入的地方进行了考证，并采取严格的勘校，使这部光泽县志高于以往任何一部。

　　不畏强权

　　他秉性刚正，秉笔直书，不阿上媚贵，具备一个方志学家良好的品质。他当年赴京会试时，当朝某权贵欣赏其才华，有意要将他罗致门下，着人来引荐，他却不肯前去朝谒。道光十五年（1835年），福建总督想试他的才学，嘱他作《道一论》一文，他回答说：“我非应试，如何试我！”

　　《福建通志》完稿后，“里中某巨公有撼于寿祺，嗾数人出朔当道，掎摭志稿不善”。由于省内一要人与原总纂陈寿祺有宿怨，故意寻隙，抨击志稿存在“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五大弊病，提请官厅不予刊刻。

　　作为一代方志学家，他不畏强权，忠于史实，不为高压而左右。根据方志学体例要求，一一进行辩驳。他认为“儒林混入”中的人选是经过严格甄选的，且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孝义滥收”是由地方官府认可，推荐资料而选录，“然必指事书实者录之，空言孝义者不录，何名滥收”。“艺文无志”，已有经籍志，不能说无志，“艺文者，经籍之别名也。经籍有志，何必艺文”。“道学无传”所推的道学家都在其他类中立了传，无需重复。“山川太繁”所说“至山川志，每本多者30余篇，合不及十本，亦不为繁。又古方志一名，图经主舆地言也。主舆地故详，山川岂好繁哉。定皆好为讥弹，无当于事实也”，不存在繁杂问题。

　　可是官府对他的反驳根本不予理睬，造成这部费银四万两、历时五六年的《福建通志》迟迟不能付梓，“澍然以外县孤牛与省中数巨公角，知必不敌，唯有抽身远去耳”，他一气之下写下“与郑方伯、王观察论通志兼辞总纂书”，辞职而归。

　　后来，这部志书重修，时任总纂的魏敬中在原有基础上，鉴于前任异议、两派纷争而进行修改。历时四年，压缩到二百七十八卷，于同治年间才刻印成书。

　　淡泊名利

　　高澍然的一生除在方志学方面取得成就外，在古代散文学上造诣颇深，且专心致力于儒家经籍和古文研究，特别爱好唐朝韩愈文章，细心研读达30年之久。他精通其义旨和要领，进行慎重考证，加以评述和注释，著有《韩文故》一书，为世人所赞。

　　他学识丰富，文品与人品并重，生平无奢欲嗜好，即使书画古物亦未尝留意，特别是淡泊名利。授教诸生以除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诸生皆服其教。在乡邑倡修孔庙、修城墙、建义仓，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堪为士人之表率。

　　一旧友遗寡媳和两个幼孙，生活陷入贫困，他为之筹集款项供养其家。他膺选拔贡时与同县何长拭同赴省试，长拭病死福州。他为其办丧事，运枢归里。友人黄某幼女为乡农童养媳，未几夫死，他重金赎回，择人以嫁，以尽友责。他死后，全县士农工商集中凭吊，奉祀其于乡贤祠中。（王建成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