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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著名方志学家高澍然:不畏强权淡泊名利

2016-10-10 10:27:47    来源:福州晚报

清代福建著名方志学家高澍然:不畏强权淡泊名利

  清代闽北光泽籍的高澍然,学识渊博,秉性刚正,是当时著名的方志学家和古文学家。

  精于史学

  据《清史》和清版《光泽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高澍然(1774~1841),字时野,号甘谷、雨农,出生在光泽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人家。祖父高经祖是一个饱学之士,父高腾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曾任福鼎县训导。其家居城东的“绣草庐”,是远近闻名的家塾,内有亭台楼阁,花园池塘小桥,环境清幽,景色秀美。他自幼在这里刻苦攻读,与同乡少年文士何长诏、何长载等经常以诗文相和,切磋学问。

  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培养他成才,出巨资聘请江西资溪县进士黄堂和福建建宁举人金荣镐、张绅等名士来家授教。他博览经史子集之书,尤其精于史学,为后来成为一代方志学家打下了良好基础。他还擅长古代散文学,出手的文章时人评价有唐朝韩愈之风。

  他是嘉庆辛酉年拔贡,于嘉庆九年(1804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未中,援例任内阁中书,半年后因父病而辞归。

  精修县志

  道光九年(1829年),应福建总督和《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的邀请,他参与《福建通志》分志编纂,承担《福建历朝宦绩录》《闽水纲目》等部分的编纂工作。五年后,陈寿祺去世。后来,他被推举继任总纂,完成了《福建通志》四百卷的最后编纂工作。后到厦门访友,他为《金门志》作序。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回到光泽。受地方之邀,鉴于《光泽县志》八十年未修,且体例不规范,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出任《光泽县志》总纂。他主张专笔,一人一笔撰写,体例笔法一致。按省志的标准分为四表、十略、十二修、四录等。如“时事表”,是将光泽建县近千年的大事详尽记录,其分成大事、灾祥、饥穰、寇警四类,列表置于志首,让人一目了然。

  他将《光泽县志》旧志十一编改写成三十编,重新规范了体例,并对内容进行了充实,同时对一些史实有出入的地方进行了考证,并采取严格的勘校,使这部光泽县志高于以往任何一部。

  不畏强权

  他秉性刚正,秉笔直书,不阿上媚贵,具备一个方志学家良好的品质。他当年赴京会试时,当朝某权贵欣赏其才华,有意要将他罗致门下,着人来引荐,他却不肯前去朝谒。道光十五年(1835年),福建总督想试他的才学,嘱他作《道一论》一文,他回答说:“我非应试,如何试我!”

  《福建通志》完稿后,“里中某巨公有撼于寿祺,嗾数人出朔当道,掎摭志稿不善”。由于省内一要人与原总纂陈寿祺有宿怨,故意寻隙,抨击志稿存在“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五大弊病,提请官厅不予刊刻。

  作为一代方志学家,他不畏强权,忠于史实,不为高压而左右。根据方志学体例要求,一一进行辩驳。他认为“儒林混入”中的人选是经过严格甄选的,且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孝义滥收”是由地方官府认可,推荐资料而选录,“然必指事书实者录之,空言孝义者不录,何名滥收”。“艺文无志”,已有经籍志,不能说无志,“艺文者,经籍之别名也。经籍有志,何必艺文”。“道学无传”所推的道学家都在其他类中立了传,无需重复。“山川太繁”所说“至山川志,每本多者30余篇,合不及十本,亦不为繁。又古方志一名,图经主舆地言也。主舆地故详,山川岂好繁哉。定皆好为讥弹,无当于事实也”,不存在繁杂问题。

  可是官府对他的反驳根本不予理睬,造成这部费银四万两、历时五六年的《福建通志》迟迟不能付梓,“澍然以外县孤牛与省中数巨公角,知必不敌,唯有抽身远去耳”,他一气之下写下“与郑方伯、王观察论通志兼辞总纂书”,辞职而归。

  后来,这部志书重修,时任总纂的魏敬中在原有基础上,鉴于前任异议、两派纷争而进行修改。历时四年,压缩到二百七十八卷,于同治年间才刻印成书。

  淡泊名利

  高澍然的一生除在方志学方面取得成就外,在古代散文学上造诣颇深,且专心致力于儒家经籍和古文研究,特别爱好唐朝韩愈文章,细心研读达30年之久。他精通其义旨和要领,进行慎重考证,加以评述和注释,著有《韩文故》一书,为世人所赞。

  他学识丰富,文品与人品并重,生平无奢欲嗜好,即使书画古物亦未尝留意,特别是淡泊名利。授教诸生以除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诸生皆服其教。在乡邑倡修孔庙、修城墙、建义仓,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堪为士人之表率。

  一旧友遗寡媳和两个幼孙,生活陷入贫困,他为之筹集款项供养其家。他膺选拔贡时与同县何长拭同赴省试,长拭病死福州。他为其办丧事,运枢归里。友人黄某幼女为乡农童养媳,未几夫死,他重金赎回,择人以嫁,以尽友责。他死后,全县士农工商集中凭吊,奉祀其于乡贤祠中。(王建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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