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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福州:一个造船业发达的对外贸易大港

2016-11-11 10:36:55    来源:福州晚报

  唐代福州是东南沿海重镇,也是一个对外贸易大港。中唐以后,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与岭南(广州)、扬州地区同为阿拉伯、波斯以及南海商人从海路来华的经商贸易区。

  造船业发达

  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惩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这段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主要信息:其一,唐代福州港与广州、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其二,唐代政府对于海外商人来华经商贸易奉行开放政策,对待“南海蕃舶”则重于“接以仁恩”“以示绥怀”。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进奉外,任其与百姓交易,不得再行加税。

  福州海上交通活动由来已久。《后汉书·郑弘传》记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东冶即福州,可见早在汉魏时期与南海的交通交往已经十分频繁。福州的造船业素称发达,三国孙吴永安时期,就曾在东冶置典船校尉,主谪徙之人造船于此。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就是吴时的都尉营,号“船场”。说明当时福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造船能力。隋唐以来,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兴起,福州成了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港口,也成为当时福建的造船中心。唐咸通四年(863年),南诏陷交趾,为解决军粮问题,唐政府采纳陈磻石建议,“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福州既然有悠久的造船历史和造船能力,这些千斛大船可能就是在福州制造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海上交通贸易的先决条件。

  海外交通贸易发展

  唐代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还可从一些诗文中得到印证:

  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诗人描绘的“泉州”,地处近海荒服,须远涉重山百越之路方可到达。这里终年不见雪,到处温暖如春,市区中有很多来自海外各国的藩客,他们或是执玉来朝的使者,或是频繁入贡的商人。包何所送使君的身份,即朝廷派往福建担任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官员。唐代福州是福建的首府,是节度使、观察使的建衙之地,在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福州也曾有“泉州”之称。因此,有学者认为,包何诗中称李某所到任所之“泉州”,实指福州。因为古人作诗属文,对地名称呼常用古称,以示古雅,故以“泉州”代指福州。从包何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来看,当时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已经是相当发达。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福建观察推官冯审作《球场山亭记》,其碑刻残文中记载“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也十分明显地记载了当时福州城内有许多海外夷人寄居,因为人多日久,以致影响了市井风俗。碑记还记述道:“迩时廛闬闐闐,货贸实繁。”反映了当时福州城内货物丰盛,贸易发达,市场繁华,市井嘈杂。

  晚唐人薛能也写过送别友人赴福州担任牧守的诗,题为《送福建李大夫》,诗云:“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薛能所送的李大夫即李晦,据《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河南尹李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诗中描述了牧守所住之地福州,是海外交通贸易发达之区,只要海船一到,城内就增加许多外国人。

  中外文化交流加深

  唐代福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还表现在通商地区不断扩大,除了有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新罗(韩国)航线、三佛齐航线(当时的东南亚强国,领土包括了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印度航线、大食航线(阿拉伯帝国),福州城呈现“万国之梯航竞集”的盛况。随着往来国家日益增多,当时福州就有大量来自日本、新罗、三佛齐、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学僧、使者、游客等,即所谓“市井十州人”。其中不少人还因种种原因暂居或定居下来,唐朝政府因此专门设立了“都蕃长”一职,来管理他们。

  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唐代中国与东洋、南海诸国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也留下了历史见证。唐太宗贞观年间,新罗僧人慧轮曾泛海来闽越之地,后涉步到长安。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又派出了遣唐使,分乘四艘海舶,学问僧空海与大使、副使以及留学生橘逸势等人所乘第一艘船因海风飘散,于八月十五日在福州长溪县赤岸(今霞浦县赤岸镇)登陆,这是福州境内首次接待日本遣唐使船舶。当年十一月三日,空海等人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安排下,北上长安。在大唐留学期间,空海与当时的名僧大师、文人墨客广泛接触交流,并学习密教。回国后,创立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大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又以汉字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对日本文化发展关系重大。唐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圆珍和尚附商舶来到福州,在开元寺就中天竺(印度)般若怛罗学悉昙,可见当时福州已住有中天竺的和尚。

  开元寺成官方接待会所

  由于外国僧人频频来到福州交流、学习,中唐之后,福州开元寺就被官方用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会所。

  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大师一行到福州后,就被安排驻锡开元寺,与开元寺僧交流、研习佛学,并留下《灵源深处离合诗》等诗稿。

  唐文宗时,印度高僧般若怛罗在福州开元寺传授佛法,慕名前来学习的日本僧人甚多。大中六年(852年)(一说大中七年),到日本进行贸易活动的唐朝商人钦良辉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启航回国,在海上航行6天,于闽江口的福州连江登陆,随船而至的还有日本僧人智证(圆珍)、丰智、闲静等,智证大师等人进入开元寺学习,在福州居留长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才搭乘唐商李延孝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回国。智证大师在开元寺期间,从寺僧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还向驻锡于开元寺的印度僧人般若怛罗学习悉昙章、梵字和密教,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

  天祐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声明三藏”来开元寺交流佛法,在印度商人屡到福州开元寺交流佛法的同时,新罗僧人也常至开元寺研习,并带回开元寺刻的经书。史载“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回国。

  综上所述,中唐以后福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成为福建对外交通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与广州、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已故著名学者韩振华先生曾经认为于泉州开港之前,福州一度为福建对外唯一贸易港口。同时还考证认为,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柯达贝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中所记唐代中国四大贸易港之Djanfou,当是福州。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则认为Djanfou是泉州。桑原氏的观点对中国学界及社会影响很大,以致不少人都认定Djanfou就是泉州。其后,当代学者廖大珂又进一步论证了福州就是伊本·柯达贝所记唐代中国四大贸易港之Djanfou。这样一来,唐代泉州为福建最大贸易港的地位将遭到颠覆。五代时期,王审知侄儿王延彬为泉州刺史,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事业;其后,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据守泉州,也鼓励商人出海贸易,泉州港开始崭露头角。入宋以后,泉州港经历五代以来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其地位才超越福州,成为福建乃至全国最大的贸易港。(戴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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