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沧桑与大时代风云

　　当下，在热衷于制造碎片化写作和网络热词的新媒体时代，身为90后的作家张晓光却以纯文学的传统姿态提供了一部饱含激情的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这种类似阅读经典的过程，使人产生时光倒流之感，好像回到了50后作家制造的小说气场中，温厚舒缓不肆张扬，却牢牢地将读者抓住。使读者不知不觉被带入，被融化在称之为氛围的小说情境中。

　　对于张晓光的首部长篇小说，用“出手不凡”评价并不为过，因为这部小说的确有着一气呵成的传统叙事风格，人物、心理、情节均可圈可点，作家在人物传奇及情节戏剧化上所绽放出的能力不可小觑。

　　一、人物：刀锋上行走的传奇

　　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然而，虚构的故事是否立得住，关键在于人物是否真实可信，生动鲜活。当然，小说家与历史学家有根本不同，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记录历史，而小说家的目标是重建历史，也既虚构人物。《墟上春绿否》是以倒叙方式切入，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推到1930年代，试图在民国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展开叙事画卷。故事发生地集中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主要人物是社会底层的一对孤儿沈石头、沈夏生，两人不甘穷困饿死，毅然结伴从小乡村进入大城市讨生活，他们遇到的第一桩生意就是杀人。对沈石头来说，充当少年杀手情非得已，但被军阀屠戮一空的家乡切断了他们的归途，两人命定身在江湖。

　　作家在此并没有让人物因身世卑微而懈怠，而放弃生存希望。两个半大孩子都非常努力地为改变命运打拼，并互相帮扶结为患难兄弟。沈石头把握住身边每个机会，为主子尽忠。充当舞小姐保镖，以“光脚不怕穿鞋的”泼皮劲头保护了舞小姐不受恶霸欺侮；在齐公馆做了齐大少的跟班，也会尽职尽责管好份内事情，就连第一次陪少爷小姐吃西餐，也会不动声色地准确使用那二十多把刀叉，足见其心思细密，也足见其重视机会。尤其是，齐家老爷因得罪同行而险遭暗杀的时候，他会拼着性命去现场救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让他随齐家团丁陪冯司令部队从缅甸押运毒品，佑大一群家丁中，仍然是他独自一人拿起枪与劫匪拼命。

　　因此，尽管他是“滥命一条”的孤儿，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少年杀手，是齐公馆里的跟班奴才，但由于他天生具有的敏锐判断力和忠诚素质，他梦想着要过好日子的执着，以及他性格中不顾一切的狠劲儿，都让他在众家仆中脱颖而出，获得主子的青睐。相对于稳重而狠硬的石头，夏生的性格要懦弱一些，但生存竞争的事他也明白通透。他被卖进戏班子后，不甘心打杂，渴望着有朝一日唱成名角儿，鲜花金钱涌来之时，沈石头也就不必去再给人家当仆人。

　　沈石头和沈夏生怀着底层人单纯朴素过好日子的愿望，映照出大千世界万物花开挣扎着向上获取阳光养份的大自然规律，小说就此具有了普世价值，也使读者有了很大程度的带入感认同感。但人物的价值不仅在于表现“于连式”的个人奋斗，而是通过底层人的挣扎牵涉出整个社会复杂多变的时代动荡。因此，尽管这是一个小人物背井离乡的故事，一个底层人向上爬的生存竞争故事，但对现实社会仍然具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寓意。

　　小说中，在刀锋上行走的人并不只有沈石头和沈夏生，佑大的世界还有一干社会精英人物，他们是齐公馆的老爷和大少爷、天津卫的冯司令，以及齐家的商业竞争对手黄家。上层社会一方面做正经生意，于人前光鲜亮丽，另一方面热衷于毒品贩卖，于人后坑害性命。而军阀的生存之道更为直白，冯司令动不动就是屠村屠城，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劫掠一空血债累累。就连名声奇臭专门做暗杀行当的王四，却也在天津卫占有一席之地。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纸醉金迷，都是靠人命铺地换来的，这种鲜血泼洒的黑暗底色衬托出民国时代的无耻和罪恶。就是在这种刀尖上行走的罪恶中，人物活得既狠辣又真诚，有了动人的色彩。

　　二、心理：内在运动的逻辑

　　人物尽管如此地狠辣，可是，小说中并没有凄厉的声音穿过夜空，把人类受到残害的悲伤留住。显然，作家并不执意表现死亡带来的痛苦，不热衷于鲜血淋漓的感官场面刺激，而是将竞争杀戮当作生存常态，删繁就简，把握事件发展关键点，客观地运用第三人称叙事策略制造小说浑厚紧致的气场。他非常有节制地控制语言的调门，其语言低沉而有力，不事张扬，点到为止。他用一种跳出来的叙事能力，冷眼旁观他创造的人物。事实上也并非冷眼旁观，而是理性地去剖析事物运动的走向，探究大千世界的发展规律。他善于对生活经验高度概括，并赋予人物勤于思考的心理特质。使他的人物由心理变化渐次丰满起来，形成一种内在运动的逻辑，推动人物性格的生成与变化，而人物心理的每一次变化，决定是否有能力胜任接下来的拼杀。

　　小说运用心理分析推动人物性格变化，主要基于朴素的生存本能及经验，暗含着对道上规矩的吃透，无论是江湖还是寻常百姓家，这种生存经验具有很强的日常生活力量。沈石头得知冯司令就是屠村的罪魁祸首，本想杀了他为乡亲报仇，然而却犹豫了。小说分析道，“没脑子的鲁莽小孩在外面的世界是活不久的，当初王四哄他骗他，唆使他去杀人，不就因为他是个傻乎乎的老实孩子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长辈疼他爱他，指点他提携他，他只能一个人战战兢兢地走下去”（106）。于是，沈石头不再打算替乡亲报仇。这段心理变化，揭示了他视身边丑恶而不见只管自己向爬的心安理得。

　　另外，齐家大少爷齐清梧从热爱文学的剧作家变成一个阴沉而尖锐的人，小说也分析了他内心创伤，“在这如修罗道一般的社会里，文化有个屁用？舞文弄墨保全不了任何人的性命！现在的他比当年的冯瑞德更加冷血，更加狠毒，更加亡命”（179）。当然，齐清梧最终还是走上了与日本侵略者对抗拼杀的道路。他为掩护冯瑞德，隐瞒了戏班子将要发生的刺杀行动。因为他认为相对于冯瑞德伸张民族大义的刺杀行动，甚至沈夏生的生命都是小事一桩。他最终选择赴死，与他对家坚守有直接关系，他矛盾复杂的心理，小说处理得非常到位。

　　就连平民百姓，也会根据社会上发生的大事件，分析推理，进而找准自己的生存位置。富商黄老爷被乞丐刺杀身亡，引来平民百姓看光景，结论是“钱多有什么好？还不是横死街头，不得善终的惨淡结局？还是咱们这样，小酒喝着，回家以后老婆在炕头睡着，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才是最大的福气”。（32）这种从别人的不幸中看到自己幸福，从而不去争抢的心理正是一种平民百姓在巨大的贫富差异中不得已的代偿心理，也是一种动荡时代走向前台表演的传奇人物，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引发传奇的所在，传奇就在民间心理民间口述之中。

　　因此，当作家把人物落到平常百姓的议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天津卫的大商人齐家黄家，还是上层人涉足的毒品走私，以及称雄一方的军阀混战，在作家眼中都是一场江湖游戏。人物出手狠辣，智慧老道，这种竞争和内耗都成为一种过眼烟云，其价值不值一提。但是，只有一桩，是得到作家理解和肯定的。即齐家大少爷在商战中的日渐狠辣中，仍然对家庭保有爱心，使小说终于给了曾经的文化人一条退路，使他坠落得不那么彻底。

　　也就是这种心理描写的内在逻辑，使得小说中呈现出完全特异的构造。在精英人物和底层人物交织互动的生存画面中，本应该占据中心地带的精英人物在小说中变成了次要人物，相反，底层人物却成为小说主要人物被推上前台。小说以边缘冲击中心的方式，揭示了一个道理，边缘拥有不确定因素，而中心已成定局，这也是以小搏大的沈石头，比之齐家大少爷齐清梧更具有生存能力的原因。

　　三、情节：矛盾冲突的转折

　　小说吸引人之处，还在于作家善于制造戏剧冲突，小说的画面感非常强，蒙太奇效果明显。作家借助了戏剧创作的启承转合之法，对于情节构成以及故事演进发展，开阖相当，收放自如，运笔恰到好处，不含丝毫迟疑。对于纳入其中的上流社会、梨园市井、军队等重要场面，都以人物牵涉进来，而且伏笔众多，头绪捡拾衔接的非常到位。

　　小说开篇讲述民国时期河北，军阀冯瑞德仅因沈家庄的二狗子吞吃军饷当了逃兵，就兴师动众地屠了沈家庄，一村人从此不复存在。接下来就是王四以一百大洋的报酬让十四岁的沈石头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文昌县刺杀了富商黄老爷。

　　19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此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四分五裂，祸象横生，不仅军阀混战而且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日军占据了东北大片国土。乱世之间，作家以天津卫齐黄两大富商家族结下的杀父之仇以及复仇行为，大跨度多侧面地展开了民国时期中国上流社会的生活画卷。也就是说，开篇时，齐黄两大富商家族的矛盾是小说主要冲突。小说借此冲突的势不两立，尖锐复杂，融入了民间传奇的各种吸晴元素，如仇家、官场、情场、商场、土匪、戏班子、妓院、满清王爷、日本人以及贩毒、暗杀等，这些都使小说极具看点。

　　齐黄两家复仇，是小说制造情节悬念并使故事起伏跌宕的主线，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运转方式，不断杀杀打打，生死轮回。直到黄家在天津、齐家在北京形成犄角之势，互为牵制，方安静了些时日。到了这时，小说才慢慢将日本人纳入了进来，使故事突然由两个单个家族之间的矛盾进入到一种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复仇交织的冲突中。齐家的靠山军阀冯瑞德司令，曾经在攻打日军城池导致全军覆灭。他个人死里逃生，被国民党收编为特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人士，以专门刺杀日军为业。

　　这一情节设置非常必要。背景涉及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若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忽略不计，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何纳入到小说之间，又与表现沈石头与沈夏生这一对难兄难弟传奇命运主旨不相冲突，或者说又不能够掩盖创作主旨，的确要费一番心思。

　　作家采取的策略是，一直是压着写，对于日本人的侵略行径，以及日本人与齐清梧贩运毒品筹集军费的合作，也限于点到为止。直到抗击日本军队的冯瑞德死而复生，故事才陡起奇峰，使情节进入高潮。

　　总之，《墟上春绿否》是一部非常值得探讨和再创作的长篇小说。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于戏剧性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小说将来很容易进入其他领域二度创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