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原标题：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前身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罕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访谈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游移，“攻讦”他人或自我“抗辩”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偶有言辞闪烁也在所难免。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上。丁玲曾是共产党内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象征，自延安至北京，颠沛流离至北大荒，罹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文艺传统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使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文艺界领导者的取舍倾向显影而出——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里，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文学家，是党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陨落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一系列“运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重新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对新政权文学体制的设计，她对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她对苏联文艺及其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蚀刻在她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1。“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是指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2。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党”？丁玲的自我辨正、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一力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清白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更无向党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党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以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49年筹备、创办以来的部分教务资料。鲁迅文学院建院周年纪念活动曾展出部分文献，被研究者视为史料依据，然而，大多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今天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超越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肃清”了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影响？

　　01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是回应此问的主要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作协党组来信，向他调查一系列问题，包括“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4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受命于高层领导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5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6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丁玲来办。

　　各种言说中，都在弱化丁玲对文研所的首创之功和辛劳付出。何以有“何以创办文研所”之问？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须知不惟中央文学研究所，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本就师法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家对苏联那所作家学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7。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为团员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与全国文协的作家代表进行座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首次经历规格如此隆重的外交活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和作家悉数列席欢迎，纷纷讲话、撰文，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的《文艺报》便刊登了会谈的相关文章，其中，萧三的《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苏联文学体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苏联作协领导人和组织架构、官办报纸杂志、出版机关、保护作者权利局、文学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稿费制度，甚至作家“创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绍，其中自不会少了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介绍：“文学研究院——这是作家联盟办的，招收各地被发现的青年作家入院学习。从这个文学研究院出来的有不少现在很著名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阿利格兰（女诗人）、格里巴车夫（诗人，现为作家联盟党委书记）、阿热也夫……都是。”8其时，法捷耶夫既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又兼任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他与中方会谈中，谈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里，访苏的中国作家大多对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了访问9。新中国仿效苏联开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文学院，为什么选择丁玲来牵头？首先取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在文学界的地位。彼时，丁玲集诸多要职于一身，“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10，筹备并管理一所培养新中国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具备足够的能力、威望与政治资本。

　　然而，由丁玲来办学，更关键原因应与她的主观愿望有关。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际声望日隆的丁玲对于苏联文艺界的组织情况是很熟悉的。丁玲曾五次访问苏联，“是访问苏联最早、访问次数最多的中国解放区作家”11。1948年，丁玲到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见到了苏联作协总书记、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会见时的丁玲是双重身份，既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文艺界，向苏方介绍中国共产党文艺组织工作的情况，从法捷耶夫处“取经”，了解苏联文艺界的组织形式，为新中国文艺体制搜集信息12，又以中国作家身份与苏方交流。极有可能在这次会谈或访苏过程中，丁玲便已经形成了建立一所中国文学院的想法。

　　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访问团于1949年10月18日离开中国，丁玲10月26日启程再度访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作家代表团团长的丁玲率团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此行她专程参观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13。丁玲1949年的整个10月份，先后发表《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苏联人》，接待来访的苏联作家、前往苏联访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月里，始终在与苏联作家和文学体制“模式”打交道，可以推测，彼时的丁玲应该在不断酝酿中国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建设计划。院存档案中，最早一份筹备公文《创办文学院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4日，恰好居于法捷耶夫离开中国与丁玲赴苏之间，可以推断丁玲参观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应该就是为筹建文学院做准备。

　　1956年，当面对文研所是自己“独立王国”的指责时，丁玲承认自己曾向组织提出了建议：“文研所虽由我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所以才向党建议的。那时文学创作部部长是赵树理，赵树理正筹备曲艺研究会，工作重点不放在创作，副部长是田间，部内有康濯、马烽、胡丹佛、陈淼四人专门从事创作，拟议中的文研所初期计划只是创作部的扩大，党员就是这些人，又搞创作，又学习，不是一般的学习班，经过党组几次讨论，才成为研究所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14从延安走出来的丁玲深知宗派主义、向党闹独立等罪名的严重性，在那事关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谨慎地回避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事实上，“何以创立文研所”“为什么是丁玲”之问，种种回忆、言说和讨论，正是自1950年代“丁陈反党集团”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1955—1957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协党组对丁玲展开调查和批判的导火线，便是来自文研所的一封检举信，追诘与讯问延宕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后人一次次站在丁玲的立场，去寻找丁玲不敢擅专的答案，以证丁玲之清白，抑或对那段历史展开批判。“自保”的思路在丁玲是别无选择的立场，可是，文学史研究仍然采用这样的思路，则难免错过丁玲文艺观的许多丰富内涵，更会与作为文学体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可能性失之交臂。笔者将尽可能避免这种思路的影响，从丁玲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建立一所中国作家学院的角度展开讨论。

　　尽管在“何以创办文研所”的动机言说中，论者将中央高层领导人与文研所的创办建立联系，但各种说法只能以口述和间接材料为证，于是，这便有了1950年代丁玲在遭批判时是否曾就文研所之事向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申诉的问题。我在院存档案里发现了一封丁玲的亲笔信，这封信比较随意地写在一份油印刻字材料《中央文学研究所给中宣部和文协党组的报告》的前几页，信的抬头是“副主席”，内容如下：

　　副主席：

　　我把文学研究所向文化部及文联的一个报告寄给你看看。很多次我都想找你谈一次，向你汇报工作，并且告诉你工作人员和研究员对你帮助我们的感谢。都因为知道你忙，怕你没有时间，没有去找你。开学的时候本来也想请你来讲话，也因为没有礼堂，只有一个能挤六七十人的小课堂。所以，只请了郭老、茅盾、周扬同志，但我心底一直是记挂着。我总觉得，我应该，而且我情感上也有这种要求，要告诉你才好，但为时间关系，把这一份报告寄给你，不另作报告了。不过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中更感到我们的年轻的是有才能的作者，的确是非常可爱的，他们都经过一般干部的培养，都没有得到特殊的文艺方面的辅导。他们聪明，努力，却基础太差，如果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也许还可继续下去，也有人能有更大的发展，但一般的都不易提高，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却做了一点急需要做的事，我个人是感到担子沉重的，却也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会妨害我的一些创作。

　　副主席是谁？从丁玲的饱含敬意的语气和措辞中看得出，副主席的地位高于郭沫若、茅盾，并在文研所工作中为丁玲提供了帮助。随后丁玲介绍了几位文研所第二期的优秀作家，也反映了所务繁杂、人手不足的问题。从信的内容看，此时丁玲对文研所的工作依然怀有热情和成就感，对她的学员们也很有感情。

　　不过在现有阶段我们总的勉励工作下去，到实在需要帮助，而文化部、文联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是会找你的。我对你有十分的信心。不过我一定不经常麻烦你，我爱惜你的时间和精力。许久没有见到你了，深深致以我对你，和小超大姐的眷念和尊敬！

　　直到信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才明白，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信的落款时间为4月29日，根据院存档案记录，这封信写于1953年。信的内容传递了一个信息：丁玲是可以向周恩来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的，小到文研所学员的创作情况、所务工作量，中央领导人是直接掌握来自丁玲方面的信息和说法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