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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超: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2019-04-30 09:59:38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李蔚超

  03规模问题:“院”还是“所”?

  是要建文学院还是文学所?“规模问题”始终笼罩在文学院的各种讲述中。丁玲不断否定想要扩大规模的想法,针对她的批判却认为,1953年中宣部决定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丁玲对此极为不满,对党闹情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1952年,中央宣传部鉴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学人员,建议停办一个时期,在停办期间,一面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一面仍可做广泛辅导青年作者的工作。当时丁玲同志身为中宣部文艺处长,不但不执行这个建议,反而布置陈企霞等出来反对,并且大吵大闹,说是党不承认他们的成绩。事后,又在‘文学研究所’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28

  丁玲的辨正是:“有人说我因为听说乔木同志要取消‘文研所’,我就召开会议反对,陈企霞就大吵大闹。我第一次是听田间、康濯告诉我说乔木同志有这个意思,还没有决定。我到北京后荃麟(党组书记)也告诉我乔木同志有这个意思,未决定。但他个人倾向不取消。我当时就告诉他,康濯、田间等都有这个意见,如既是还没有决定,那么是不是可以谈谈。荃麟同意召开党组会议,他说到我家里去开。开会时他没有来,默涵来了,说他(荃麟)身体不好,会议可由冯雪峰主持。我还说最好还是等他来。这次会议也许不应开,但决不是我召集的,是荃麟召集的,我也只是说了我的意见,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至于接下来陈企霞同雪峰吵了起来,同我是毫不相干的。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我就毫无异议,遵照执行。阻挠了什么抗拒了什么呢?”29

  手写《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设想的草创阶段的学院规模并没有多庞大,仅仅是两种作家班的类型,加在一起,第一期不过计划招生50人。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也搞过文艺教育,在延安办过鲁迅艺术学院,在抗日战争时局如此紧张的年代,鲁艺尚且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再来筹建作家学院,作为筹建者的丁玲未必满足于草创阶段而不求扩展。丁玲所说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是实话,无论《建议书》还是《草案》,要筹建的学校规模算不上大,但自辩也隐藏了她为学院设计的规格、规模与远景,丁玲心目中的学院,远不是后来文研所或文讲所达成的规模,至少绝不仅仅是“给解放区的作家一个学习读书机会”的教学机构。邢小群提到,80年代归来的丁玲曾多次与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说到“所”还是“院”的话题,言下颇有怅惘意。“叫‘所’还是叫‘院’,不是丁玲所能决定的。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申办的是‘国立文学研究院’,等批下来时,名称定为‘中央文学研究所’。梁斌说:1953年‘田间要改成文学院,……胡乔木不同意,他说叫讲习所吧,毛主席在广州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了性质就变了’。将‘所’赋予一些革命传统的意味,恐怕只是个托词,而规模、形式与组织人选才是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301955年9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后,党组就指示文学讲习所总结检查过去的工作,把文学讲习所改为短期培训班。规模问题之所以在文研所、文讲所的讲述和研究中十分醒目却又众说纷纭、云山雾绕,究其根源,还在丁玲的“反党集团”问题上,针对丁玲的批判逻辑包含着某种暗示:学校规模设计得越大,意味着主张者的野心越大,越能证明当组织上决定缩小规模时,其抵触、“反抗”的情绪越激烈。

  上文提到的四份文件中,自1949年的《建议书》、手写版《草案》到1950年4月24日全国文联给文化部“沈部长,周、丁副部长”的公函里,提到的都是“国立文学研究院”“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而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康濯同志的回函中,对即将诞生的机构已经称为“文学研究所”31,丁玲向周恩来汇报书信中说的是“郭老给确定了机构的名称”32,相信在4月24日至6月26日之间,“院”被驳回而后改称“所”,而全国文联(或丁玲和筹备人员)应该是没有同意,甚至还曾有过一番交涉。院存档案里,笔者看到6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厅给全国文联发过一份公函,内容是“兹接文委会五月卅一日(50)文委秘字第五六四号批复称:‘鲁迅学园’名称嫌含混,仍用‘文学研究所’较妥。特此转知”。“鲁迅学园”这一名称的确有些旨意含混,据此推断,当时文联对学校名称改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应是不同意的,既然不能叫“文学研究院”,大概仍然想保留“鲁迅”的名字作为旗帜。7月初,筹委会还是接受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名,拟定了筹办计划草案,由中央文化部领导,由全国文联协办。“计划由各地选调六十名研究员,两年毕业。并指定专人负责组成筹备处,调集干部,建立机构,征选研究员。九月底各地研究员陆续报到,由十月开始至年底三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临时学习。十二月政务院委员会批准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筹委会宣告结束,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举行开学典礼,开始正式两年的学习计划。”33

  从最初的计划、草案中可以看出丁玲对新学校的设想,是建一所规格极高的文学研究院,她是否有意引导文研所向文研院过渡呢?院存档案里,所务类的文件、档案保留得最多,文件的措辞无法遏制急于结束草创期、尽快补齐人手走上正轨的焦虑感:

  一年多来,我所还是草创时期,干部缺乏,行政、教学、党务各部门工作人员,大都由研究员兼任,缺少专人负责,特别是缺乏专任教授和对研究员进行具体帮助的干部。我们在讲课方面,差不多把在京的名教授、老作家都请遍了,但总带临时性,讲授不够系统,个别教授(杨晦)还在讲授中发生过问题。我们自己的水平也差,思想工作也做得不主动、不系统、不深刻,日常行政与党、团工作也没有做得很好,以致不能满足研究员的要求,而且,今天也还没有摸出一套较适合的教材与较系统的教学经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研究所尚须建立其他几种组织:党组、及其他群众组织。尚须建立文学顾问委员会(聘请专家给本所研究员、研究生讲课、看稿等)。(《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及春季工作重点》)

  关于人员编制、干部配备问题:

  1、本股现有人数共九十四名:工作人员三十三名,研究员五十名,服务员十一名。在不招收新生以前,编制人数照旧为一百零五名(原批准人数)。招收新生后,全所最高名额为一百五十名。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拟尽最大可能精确。计划另订。

  2、过去本所中下层组织(如资料室、人事科),干部太弱,影响工作太大,因此,必须调整干部。处级以上干部(如秘书处正副主任、政治教员),最好由文化部委派,处级以下干部可以由现有研究员中抽调几名。

  3、估计尚有需要调出的干部若干名。(《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及春季工作重点》)

  丁玲作为文研所主任,面对所内的干部问题,她不得不亲自出马,想办法找人调人。院内档案保存了一份丁玲写给安部长的亲笔信:

  安部长:

  有一件事情,不能不直接来麻烦你,请求你的协助与指示。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由于周总理经常的关怀,中宣部、文化部正确的领导,在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向,幸能没有发生什么错误与偏向;经过文艺整风,领导上曾一再肯定我们的方向是搞对了,注意了思想工作,学员均有一定的提高,并决定在现有基础上加以扩充、发展,以符合党与国家的需要。

  但,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以来,困难是很多的,最突出的,最迫切的手上需要解决的,就是干部问题。我们虽然□□用过很大的努力,总难以解决得很好,以过去一年又八个月来说,我自己即因其他工作较多,又常因公出国,便很难做到周密的具体领导,副主任张天翼同志,常年肺病未愈,需要休养,亦不能让他多做工作,虽然他很热心,主要的工作,依靠了正副秘书长,但他们又是搞创作的,工作与创作的矛盾,实际上存在着,未能适当解决。以下秘书处主任、教务处主任则都是由来所学习的学员中动员出来暂时兼任的,正□行政科与人事科的科长,教务处的秘书,都是学员兼任的,干部缺乏的情况可想而知,至于教学人员,简直一个也没有,所有的课程,都是临时向外面请人来讲,因此这一年多,我们虽然做出一点成绩,但缺点也很多,因为困难多,没有干部,现在既以决定加以扩大,发展,暑期后新生即将入学,又一新的局面,以原有的干部配备情况,组织机构极不健全,实在难以胜任。因此前此我们曾郑重考虑,提出一批干部名单,提交文化部转报人事部,请求迅速调配,但及今仍无消息,现在,就不能不来麻烦你了。

  ……

  我将这些情况写给你,并再附一名单给你,根据我的了解,这几个干部,完全是可以马上调来的。

  一、田家:共产党员,鲁艺二期学生,原在晋绥文联工作,有创作与教学能力。现任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来我所可担任研究班主任工作。

  二、袁珂、刘继祖:民主人士,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文学系讲师,思想前进,有创作及教学能力,来我所可担任教学研究工作。

  三、西戎:共产党员,《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现在川西农民报工作,长久不能进行创作活动。羊路由:共产党员,《兄妹开荒》作者之一,现在川西文联音协工作,长久不能进行创作活动。

  以上二同志来我所可加强创作室并可兼做一部分教学工作。

  四、刘莲池:共产党员,《刘胡兰》作者之一,原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去年随出国文工团去国外工作,现已返京,尚未分配。来我所可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工作。

  上述六个干部,根据各种情况,完全可调而根据我们的需要,又应该是必调的。故一再申述,务请能设法迅速调来,这样,即使我们在其它方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的。

  这封信写于“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时,应该是1952年至1953年之交,信的内容关于干部人事调动,丁玲亲自出面求助的对象——安部长应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的安子文。安子文1943年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与丁玲是旧识。为了尽快扩大所内干部队伍,亲自写信给安子文,这是符合丁玲的工作方法的。

  1950年到1953年丁玲任主任期间的文研所始终在谋求发展与壮大。可以回应是否要将“所”过渡至“院”的疑问的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这份文件明确提到:

  本所将来拟由研究所扩充为研究院,兹将组织机构说明之后,再根据组织机构而拟出建筑计划如左:

  组织机构说明:研究院由院部领导,分为教务处、秘书处、理论研究室、创作研究室、鲁迅研究室五部门工作。教务处领导研究班学习。院部、教务处、秘书处共定工作人员一百人,三研究室共定研究员二百人,研究生为二百人,除研究生不带家属外,其余三百人平均每人随带家属一人公共为三百人。合计全院人数为八百人。

  文研所刚刚建立时,连同研究员学生在内,不超过一百人,五年内将其扩展为八百人,可见文研所人设想的学院规模是相当大的,而建所时“它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的构想,也能从这一方案中表现出来,教学功能归属教务处,而研究班培养的研究员和外调的研究员、创作员则进入理论研究室、创作研究室、鲁迅研究室工作。事实上,这还不是文研所的最终设想,《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中还提到了将来要像苏联文学院那样建立鲁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

  图书馆:(1)要有图书刊物杂志等一百万册的藏书室;(2)四五个资料室;(3)办公室;(4)阅览室;(5)需要四五个作家研究室,如苏联文学院他们有高尔基研究室、托尔斯泰研究室等,我们将来要设鲁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6)要有两个小型临时展览纪念室,如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纪念展览室、或鲁迅、高尔基等纪念展览会之用。

  这才是丁玲和草创阶段文研所人心目中一所国立文学研究院应该有的规模。假使丁玲和文研所人以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为样本的话,这类设想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正因为设想规模大,现实的操作难度可想而知。以高规格的文学研究院为愿景,哪怕是组织上对办学产生质疑,无论是停办还是缩小规模,付出心力的具体办学人也会产生情绪和反对意见:“1952年中宣部一度要停办文学研究所,最反对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34何况丁玲。

  1953年丁玲卸任文研所主任,1954年文研所改为文讲所后,吴伯萧、公木等新任所领导下的文讲所仍然在追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从发展上看,尚需进一步明确讲习所的性质:是学校性质还是研究机关?抑或是训练班?若为学校性质,是等于专科学校还是等于学院?性质确定,组织机构、领导关系、干部待遇等方能明确”35。尽管改为文讲所时就有缩小规模的意思,但文讲所内部依然认为:“培养教学人才是迫切的任务,希望中宣部、文化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从现在起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物色有发展前途的干部,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只有这样,三五年之后才可能有条件开办正规化的学校”36。可见,不只是丁玲,这些一心办学的文学家都有一股“固执”的干劲。

  直到新时期的1979年4月,1950年代在文研所和文讲所工作过的徐刚、王剑清、王景山、古鉴兹、朱靖华联名给中国作协、中宣部提交的恢复办学报告,写到恢复文讲所工作的几条设想时,几位老文研所人的最后一条建议值得寻味:“建议名称不再用‘文学讲习所’,可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或‘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院’。”可见,他们仍然留存着二十多年前将这所作家学校正规化的愿望。1984年,在文学讲习所的作家学员与讲习所联名申请之下,中央宣传部同意恢复办学:

  中国作协党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报来的关于将文学讲习所改建为鲁迅文学院的报告收到,我们同意你们的报告。无论是从需要或可能来看,还是从教学力量或招生对象来看,办这所鲁迅文学院是可行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

  抄送:教育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自新中国成立起,丁玲和文研所人愿景中的“文学院”终于得以实现,建立一所培养新中国的文学新人、理论研究者和编辑的正规学院,以新文学的旗帜鲁迅先生为名,以文学院之“院”确定其规模和发展方向。恢复办学的鲁迅文学院部分延续了1950年代的文研所、文讲所、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教学模式,例如教学内容的组合方式,名家讲座、社会实践与自习、创作结合的方式,院内也逐步发展了教师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功能。但不得不说,直至今天的鲁迅文学院,与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人设想的“它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规模近千人的学院依然是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钟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