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04师法苏联模式：从一份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教学计划》说起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否受到、如何受到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影响呢？王景山、徐刚以及文研所内人的回忆中，都不能确证二者的关联：“丁玲是不是曾想把文学所办成当时苏联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那样，我不清楚。但一度曾考虑派我和古鉴兹到那里去学习，她也许有过这个想法。”37因此，邢小群只能得出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是文研所人“心里的模式”的结论。
丁玲在1949年给党组织提交《建议书》的一个月内，基本都在与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交流，并亲自前往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考察。在我看来，这些交流和考察都是1950年筹备委员会制定建院草案时的主要参考依据。是否有材料证明二者的直接联系呢？
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五年建筑计划补充意见”讲到，将来扩展为文学研究院的校址将按照苏联方式来建：“按原来之计划，又参考了苏联文学院、莫斯科大学的建筑等，根据我们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补充意见，供为参考。这一建筑虽是在五年计划之内做的，但我们想法，应作较长期的打算。”“研究员（创作室等的研究员，为工作干部），参考苏联学院情况，是每人房子一栋，由三间到八间，我们的意见是我们这里的研究员，是由三间到五间。大小不同的一栋一栋的房子，其中办公室应注意，研究员藏书最少者一千册，在创作写东西时，有一些游动的余地。如有小孩保姆时，不能直接通往办公室。在研究员许多栋房子间，还要有三个小型会议室。”
除去院址建设的材料外，院存档案还有重要的材料，可以证明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与中央文学研究所之间教学上的影响关系。材料为油印刻字的，中俄双语资料各存一件，俄文标题为ученныйплан38，中文标题为《教学计划》，理应是当时对俄文的译本，副标题标有“类别：文艺（散文、戏剧、诗、批评、儿童文学）”字样，左右上角各用小字注明这份《教学计划》的内容和来历：“批准者：苏联高等教育部长B · 斯维特洛夫，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一九五〇年月日同前，经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批准，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K · 西蒙诺夫”，以及“苏联作家协会附设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文艺工作者，学习期限五年”39。表格上密密匝匝地罗列着五项内容：“I教学进程图式”“II表列时间以每周计”“III教学进度计划”“选修科目”“IV实习”“V国家考试，拟毕业论文提纲，写毕业论文”。
内容III是《教学计划》的主体，共开列了33门课程科目，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类”“历史—文学类”“语言学类”“艺术史类”四类。“社会—政治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7项。“历史—文学类”对应的是中国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课程包括“人民口头文学”“俄国文学史”“俄国批评史”“苏联文学史”“苏联各民族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11项。与作家创作有关的课程归为第17项“文艺技巧”，分为讲座、课堂讨论及个人习作三种课程形式。
在同一档案盒内放置了另外一封油印刻字书信。时间为1950年10月27日，标题为“苏联高等教育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处文学艺术科科长马斯林同志一封信”，在信中，法捷耶夫表示：“按照您的要求，我给您送来：（1）本院的教学计划；（2）本院教授们在工作中所教授的课程如下：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逻辑学、俄罗斯民间口头流传诗歌的创作、俄罗斯古代文学、俄罗斯文学（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史、马列主义美学基础、外国文学史（一、二、三、四、五册）、语言学绪篇、现代俄语学、俄语文法史、俄语文学语言史、德文、法文、英文。”
法捷耶夫所说的“本院的《教学计划》”，指的应是上文提及的俄文版《教学计划》，而第二项似为应马斯林（或中方）要求展示高尔基文研院自身储备的师资力量。这两份重合的课程名称，更接近于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础课程，缺少与作家写作相关的技巧、阅读、讨论等课程，突出的是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研究性质和教学面向，也体现了高尔基文研院教学体系的“苏式”特征，即课程以政治思想教育、文学史的学习以及语言学知识的教授为主体框架，重理论与宏观知识，缺乏针对作家培养的专门课程。这一缺憾无论是当时的苏方还是中方都有所察觉，信的后半段法捷耶夫缀以解释说明：
上述各教程，都是苏联高等教育部所批准的基本教程，但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在本年春季（注：1950年），认为本院仅仅使用基本教程而没有增加反映本院专门性的教程的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不对的。所以本院秘书处决议，令所有的教授工作者，均应于本年十二月完成编制完全符合本院教育宗旨的新教程大纲，送请本院秘书处审核批准。
此外，就没有专门的创作类课程的问题，法捷耶夫也在信中表示：“目前教授们正在完成教程的初步纲要工作，并准备在最近几天就要召开的教授会议上予以讨论。”
油印刻字的材料上方的空白处，有数行署名林默涵的手书留言，抬头为“田间、石丁同志”：
特别注重的是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关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课程，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门学问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必修的基础，若果在学校里没有专注地学习，到工作岗位上去以后再学习就比较困难了。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缺乏适合他们的专门性的课程，想来现在一定有所补救了，最好能设法找到他们最近的课程表来看一下。
林默涵的话，是顺着法捷耶夫“新教程大纲”的说明而来的。文研所究竟有没有拿到高尔基文研院的“最新课程”，现有的院存档案没有给出答案。对于高尔基文研院的课程，林默涵还关注到了一点，他写道，“还有一点也可注意，就是他们很重视语言学的课程，这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必需知识”。
由俄语《教学计划》和林默涵留言的法捷耶夫信函两份材料可知，在1950年10月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期间，筹备委员会已经得到了一手的苏联官方材料，并作为教学计划制订的重要参考资料和范本。
从文研所一期教学内容来看，讲课分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专题报告、文艺学与文艺学习问题、文艺思想与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家谈创作经验报告、中国革命史、近代世界史九个专题共88课；全部一期研究员分为八个小组赴朝鲜前线、东北及京津一带工厂，河北、山西两地老区农村实习，并赴新区参加土改，全体研究员参加了“忠诚老实的临时学习”“三反”“五反”运动与文艺整风学习；毕业前提交了毕业创作与论文。生活实践方面，文研所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组织安排的，有些政治活动甚至不是事先安排，而是跟着“运动”走的。课程单元的设置，特别是政治理论、文学史、毕业论文三方面，较为明显地显示出受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影响的痕迹
文研所筹备组及所内人员究竟是否曾赴苏考察呢？邢小群根据口述采访判断，除多次赴苏的丁玲外，文研所与文讲所并没有派人去过苏联专程调研：“我在与一些当年文研所学员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都提到把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作为学习和体制的模式。徐刚说：‘公木是诗人、教育家、实干家。他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文学讲习（这时文研所已改称文学讲习所）只有发展为文学院才有前途；作家协会不能领导正规的大学；要与文化部教育司联系，将文讲所纳入正规学院的轨道。吴伯箫和公木长期搞教育事业，都想把文讲所这一教育事业办好，便共同到文化部去联系。文讲所与文化部联系也是正当的途径。经过交涉，教育司同意吴伯箫、公木的意见，而且给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让他们派人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吴伯箫叫我去留学，我不愿意去。我没有一点外文基础，勉强出国留学，会结出个什么果子？有一名教师和所部秘书要求去，经审查，没合格。那时要求历史、主要社会关系、政治思想都清白纯正，这事也就搁下了……’”40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并没有受访者对邢小群提及赴苏往事，相关材料无从得见，研究者只能暂作权宜之计，将文研所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关联描述为“心里的影响”。
笔者在院存档案中找到了另外一份关于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材料，题为《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情况》，作者康濯。康濯是最早的文研所筹备小组成员，1950年4月全国文联初拟的七人组成筹备处的一员，后筹备处扩展为12人，康濯仍是文研所的重要成员。1951年1月，文化部批准田间任文研所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而在1951年时，康濯正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报告的最后，还附有康濯的说明：
这个材料是根据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在苏联访问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时，该院院长法捷耶夫和副院长谢留金等同志的谈话，整理出来的。所谈情况均系一九五一年的情况。有些问题也许由于翻译及我当时的笔迹有毛病，可能有遗漏甚至错误之处。特说明。这个材料只供所内同志参考。
康濯的这番说明，依照报告的落款时间在1953年5月，可推断，最晚至1951年冬天，康濯作为文研所的教学人员，就已经前往苏联并考察高尔基文研院，与院长法捷耶夫、副院长谢留金等苏方人士会面。笔者曾看过徐光耀为鲁迅文学院提供的几张1951年11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时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中有胡可、柳青、马加、瞿独伊（记者、翻译）、魏巍、孙犁、陈登科、徐光耀、冯雪峰、康濯、陈企霞、田林、陈荒煤、李季、王愿坚。其中，柳青、陈登科、徐光耀、康濯、陈企霞或为研究员，或为所内人员，都与文研所有关。康濯此行的重要任务应该是考察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他记录的调研情况颇为翔实细致，包括几方面：
（一）“历史情况”。介绍了高尔基文研院成立的始末和文研院的学制时长。文研院建于1932年，为纪念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而创办。初期条件困难，学制为两年，后陆续改为三年、四年，1951年时已经延长至五年。
（二）“目前招收新生的情况”。介绍了高尔基文研院招生条件、推荐方式、考试方式。学生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条件、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和在国内主要刊物上发表作品等条件，“不公开招生，每年由苏联作家协会布置招生工作以后，各共和国及各州作家协会就负责挑选保送”。“被培养者必须首先具有相当充分的条件，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行。研究院的培养工作，只不过在学生原有基础上，给以一段必要的、系统的帮助，使条件更充分更完备而已。正因为这样严格，所以创办以来得以培养许多很优秀的作家，如西蒙诺夫、阿扎耶夫、巴巴耶夫斯基、米哈尔可夫、恰可夫斯基、聂达果洛夫等。”
（三）“五年的课程”和高尔基文学院八个教研室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课程：（1）马列主义；（2）文学史和文学理论；（3）语言、技巧等技术课；（4）艺术修养课程。此外，作品研究，听取讨论名作家的创作经验与学生的创作实习，是学院里的提倡生活，当然更是重要的。”课程安排时间上“政治和业务是一比三”。
（四）“学生学习、创作、生活情况”以及学生毕业后的情况。“一部分从事专业创作，较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文学机关里担任工作。”“二十年来学院里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朝鲜、蒙古都有，东南欧各国也都有。中国则只有过一个函授生。”
（五）“组织机构”。41“学院设有函授部，有专人负责，另行招生。手续、条件和一般学生相同，只是年龄不限。考上后发给学生学习计划、课程表、教学提纲等，均与正式学生一样。”
尽管材料提供的是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情况介绍，康濯作为记录人和考察者，他写下的内容应该是文研所想要了解和需要的信息。行文与措辞中，康濯对考察对象的向往、尊其为范的态度不难辨析。文研所创办初期的作家班学时即为两年，其后除去与高校合办作家班学制为三年之外，学制最长不超过两年。在推荐制基础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采用的是择优录取，即先有文学体制确定其作家身份、创作资质，不仅中央文学研究所，直到鲁迅文学院也依然在沿用这一方式，甚至苏联学院函授教学也曾被鲁迅文学院采用过。课程上强调政治课、文学理论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课程的教学模式，不仅文研所、文讲所乃至鲁迅文学院也依然以这种教学设计方式为本。徐刚是否知晓康濯赴苏考察、有否见过院存档案中康濯的说明，如今已然无从考证，但是，多年后他在与邢小群的访谈中只字未提康濯赴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考察的往事，则很可能源于康濯在丁玲事件中的作为，让他在文研所的位置逐渐模糊暧昧起来。
康濯1953年提供的这份赴苏材料，印证了徐刚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学讲习所后，根据苏联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的事。在院存档案里，笔者发现了与1950年俄文、中文版形式一样的一份中文《教学计划》，右上角标明“学校：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培养目标：文艺创作干部，修业年限：二年”。课程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类，文学—理论类，语法修辞—语法讲解改正课，关于当年工农业情况、政策及军事、科学、艺术各部门等的专题报告，假期作业（创作与论文），毕业论文六个方面。既然名称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份教学计划的制订时间应是1953年11月正式更名之后，吴伯箫与公木上任后重整所务的举措。按徐刚的回忆，吴伯箫和公木比丁玲更擅长办学，是实干家。看这份《教学计划》可知，他们仍然想把讲习所办成一个师法高尔基文研院的正规的教学机构。但此时，缩小规模的文讲所的氛围与前几年已经不同，不仅编制规模缩小为行政处、教务处、教学研究组，所招学生也放弃了“研究班”的高标准，变为“普通班”：“第二期的成员多数也是从少年时便投入抗日洪流中，或是因为穷上不起学，利用这两年满足渴望读书的要求，这也是大好的事情。”421955年，针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政治斗争逐步展开，文讲所不仅不可能沿着苏联模式发展下去，还在1957年关门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