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国姓爷”郑成功与鼓屏路深厚渊源

　　福州雅称闽都，在历史上曾五度建都。而第四次建都，则是涉台建都，与民族英雄郑成功及其父亲郑芝龙密切相关。涉台建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特色的，显示出闽台关系的深厚渊源与一体性。

　　“国姓爷”

　　由于南明隆武政权的财力是靠郑芝龙在台湾立“先基”之后支撑的，因此，隆武政权从诞生开始就很自然地与台湾扯上关系；而且，隆武元年（1645年）在今福州鼓屏路南段一带的皇宫里，隆武帝朱聿键赐姓、赐名给郑芝龙之子郑森，改名朱成功（即郑成功），使郑森成为“国姓爷”。知恩图报的郑成功，自此确定了“复先基”（即收复台湾）、建立抗清根据地的政治军事走向。在统治台湾期间，郑氏仍坚持使用南明年号，坚决反对“台独”。至于1945年之前在台湾定居的祖国大陆人民，今被“老台湾人”称为真正“台湾人”的，其祖先绝大多数则是在清代康熙中期两岸统一之后才定居台湾的，时间晚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率部下及眷属等迁台。现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要搞“文化台独”，是数典忘祖，完全歪曲了中国的历史事实。

　　据清人江日昇撰《台湾外纪》卷二曰，在福州，郑芝龙三弟“郑鸿逵引其子肇基陛见，隆武赐姓出。芝龙闻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另据清人夏琳撰《闽海纪要》卷之一曰，隆武二年（1646年）“春正月，明主以忠孝伯成功为御前营内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寻封命佩招讨大将军印，镇仙霞关”。由此可见，隆武帝与郑成功之间情同翁婿，甚至父子，对其极为信任。对此知遇之恩，郑成功终生难忘。其生前奉明朝为正朔，忠君爱国，至死忠贞不渝。在台湾，他所代表的明郑政权，以实际行动毫不动摇地反对“台独”。他与抗衡的清政府，双方大目标则是一致的：双方势力虽时有此消彼长，但最终目的皆是为了统一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除了收复台湾、立了大功之外，反对“台独”也是他生前的一大贡献。

　　紫薇堂

　　今年3月27日，福州晚报刊登拙文《东街口原称双门前》所附的“清末东街口”图，只是清末《福建省会城市全图》（局部）城内北部中轴线靠南的一个点——狮子楼。位于狮子楼以北的鼓楼，是南明隆武帝皇宫的第一道门，称“行在大明门”。再往北的是历经明、清两朝的布政使衙门，在其中间的交替时期，是作为隆武帝的皇宫（古籍《闽海纪要》云“布政司为大内”。此“大内”二字，即是皇宫的别称）。从地图上看，该布政使衙门是在老城隍庙的西南面，位于今鼓屏路南段，在中轴线上距离明、清时期的鼓楼还是较近的。从另一张民国时期福州城内的局部地图上看，此时布政使衙门已不存在，原址改称“省防司令部”“布司衕”和南面的“布司埕”。后者曾成为制作线面的场地。从清末地图中，还可看到，今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原为明清两朝的粮道衙门，紧靠着布政使衙门。据明人王应山纂《闽都记》卷之七曰：“又清军道、督粮道……俱在藩司（即布政署）之内。”这表明其属于藩司（更是隆武皇宫）管辖的范围。笔者对这一带的变迁十分了解：今湖东路与鼓屏路交叉口附近（原布政署月台）曾出土的“防虞”石刻，已移至城北的华林寺内；上世纪50年代，笔者在“鼓一小”门口看到的一对小石狮，则为隆武帝赐姓郑成功时的见证文物。

　　文物文史专家官桂铨于1979年12月，负责把出土于鼓屏路与湖东路交叉口西北部省发改委工地的《敕封库王碑记》，移入于山碑廊。此碑镌立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比南明隆武朝代迟了百余年，但却提供了以下极有价值的信息：库王“神殿旧建于仪门（今‘鼓一小’门口稍北的鼓屏路上）内，嗣以其地改为库厅大堂，遂迁之仪门外西偏，梁木凋朽，逼之青尘，日就秽亵……请择地改建于紫薇堂之西，计需工程并给屋价银一千四百余金。”紫薇堂是明、清福建布政署的正堂，在隆武时代则是皇宫金銮殿。库王碑记出土于省发改委现址，表明其东边的鼓屏路地块大致是紫薇堂故址。从清末地图及明万历年间《福州府志》记载的“左右布政宅在堂西”来看，可以断定明代的左、右二位布政使之宅即在紫薇堂西。那么，清代地图上的堂西建筑物，衍变为库王神殿，才会与《敕封库王碑记》里的记载相吻合。清代布政使编制仅一员，其宅与库王神殿共处于紫薇堂之西，也是有可能的。

　　前述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各引儿子陛见隆武帝，“陛”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宫殿的台阶”，反映出隆武帝是在皇宫的殿堂里接见他们，而隆武宫殿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紫薇堂。因此，隆武帝在此殿堂里赐姓郑成功的可能性算是最大的了。（李厚威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