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成的美学秩序与审美界定——《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管窥
▲《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李少君 符力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站在伟大时间节点之上俯瞰壮美河山，新时代诗歌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话或口号式的标榜，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歌秩序正在建立。从时间到空间的横纵跨越，社会明暗双线经纬的交织，古老汉语在苍穹下接受神性与智性的冶炼，锻造，淘洗，淬炼……
回首诗之路，历史是有记忆的，现代诗的进化、催生与衍变，正以全新的面貌点燃征途。这是现代诗关键而必要的转折，且在李少君、符力主编的《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中得以聚焦式、全景式的呈现。我们的诗歌创作正朝着经典、永恒、立体、多维度等属性方向全面推进，新的关乎诗的美学秩序和审美界定在这百人读本中悄然生成。新时代文学的伟大收获，正如一束光神秘降临。
《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的选编蕴含了编者的审美智慧和美学趣味，他们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使得诗以上层建筑的形态在社会伟大嬗变中完成自我角色的转换。这需要编者深刻的洞察力、对诗敏感的体悟力，以及海纳百川、兼容并收的魄力。匠心独运处在于，编者遴选之作品既有诗心又见诗性，不但细致幽微地反映当下时代的进程特性，而且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一种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传播性、经典性的统一。我们可以这样确认，这本诗集彰显了编者和策划团队对诗这一艺术文体样式的挚爱与热忱，是他们作为时代份额参与时代的有效折射，体现了其内心丰盈的家国情怀，更是其通过文字这样的形式强有力地讴歌和颂赞伟大时代。
首先，这本诗集的作品摆脱了以往诗歌作品过度政治化的状态呐喊，从政治体制松绑下来的诗歌作品更能直指人心，回归自由而温暖的诗性，焕发新的生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歌创作是诗者情绪、直觉和使命感的第一对应，只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学作品才能引起精神共振。社会是巨大的磁场，引力源于内心强烈的责任感。过去我们一些作品缺乏真情实感，苍白式的口号宣泄，断崖式的情感表达，使得诗的抒情归宿显得迷失和困窘。古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邵悦的《每一块煤，都含有灯火通明的祖国》、龙小龙的《写意：中国工业园》、王二冬的《快递中国》、年微漾的《大美工匠》，以及王兴伟的《高铁时代》等，摒弃了一种命题诗和同题诗束缚，具有宏大叙事的情怀与诗歌理想，而在具体事件的抒写上却另辟蹊径，从而产生了别开生面的审美境况。虚实之间的处理、明暗抒情的比例、疏朗情愫与琐碎日常的叠加过滤，不仅促使我们在阅读中爱国的情感油然而生，且潜移默化地引导诗艺的新的探索与生成。
其次，直抒胸臆和正面讴歌被诗艺处理过的头脑风暴所逐渐替代。这些诗经过了诗人的深加工和冷处理，基本上抵达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审美统一。诗人们找到了一条新时代诗歌的康庄大道——摄取自我情感迸发的有效部分，在抒情和叙事上更加冷静、节制。确立抒情中心，强化了艺术手法，采取了多元表达的方式，全维度、多立体的集中优势表达。吉狄马加的《时间的入口》是自我生存经验与创作实际的最直接、最通透的结合，这首作品旨在通过内敛的抒情和高超的诗艺手法缔造新时代诗歌的审美志趣，诗者的主观意象和客观物象的巧妙熔铸，在诗中完成冰与火的泅渡，历经血与火的洗礼。这首诗无疑就是个人经历与伟大时代相互交错、裹挟、互通的杰作。李少君的《我是有大海的人》致力于表达时空斗转中自我诗艺的圆成，其诗以个体独特性的经验和精神触角为抒情中心，在递进叙事中试图推展主体性的异质性感受，因其广袤的情感和隐忍的品性又使得主体性逐渐模糊。这是一种舍小取大的高尚品质，时代弄潮儿和时代旗手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也必熠熠生辉。
再次，诗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批评家说“诗乃语言的闪电”。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我们本民族的汉语不断更新再造，形式丰富，内容详实。大诗人艾略特甚至说，“诗人对于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本诗集所遴选之诗的深层次意义就更加不言而喻了，那就是既要表达家国情怀，又要持有诗歌卓尔不凡的特性——语言金字塔上的钻石。没有浮夸绚丽而疲软无力的语言，多见富有能量、情感、艺术的闪闪发光的字眼，诗歌中的“小”与“大”，“轻”与“重”恰好又是相互相成、无法割裂的部分。比如汤养宗的《银匠》《象形的中国》，时而春风浩荡，时而和风细雨，最后又润物无声，从而使得诗性和诗情熔于一炉。他的诗中关于诗歌创作中主观和客观关系的辩证思想不仅是其最富创见性的精华部分，又是以往那种大而空的形而上学抒写的有力佐证。苏雨景的《春天，就是一场生命的接力》、江耶的《对一块特殊的煤的解读》则可以看成是某种隐喻和暗示，比如说中国诗的未来方向与前途。诗者眼中之景和心中之情，此刻情景交融，明为写景，实为抒情，寄情于物，托感于景。在诗的合成链条中剔除繁复的程序化，更多的是诗人诗性的自觉性和自省性的表达，诗人内心的诗意化进程不断在深耕，这样诗的公共空间的融洽度在无限扩展，诗人的抒情语境与成长空间方可交融。
最后，对于“新时代诗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界定，集中落在诗歌的“当代性”“多元性”“社会性”几个关键词上。我想，诗的“当代性”就是“新时代诗歌”的代名词或是词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永远要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必须迎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创作主体到客观镜像双轮驱动，相互融合。金占明的《大变迁——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一诗，以时间的横跨为着力点，抒写改革开放40年社会形态的演变，将叙述隐含在抒情之中，抒情包裹在叙事之中，乃个人诗歌史、心灵史的缓慢诉说，其所经历和感悟的一切正是一代人不可磨灭的精神缩影。时代在变革过程中在我们的心灵中透射了光亮和斑驳，那么，我们诗歌的“当代性”即是回溯过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史为鉴，以过去为镜子和蓝本，传承有序方可继往开来。姜念光的《流水账》中“先放下老虎和盐，又放下孤愤/好像语言获得了一种穿墙而过的胆力”，让我深刻觉得诗歌的“当代性”不仅要注重语言，还要强调诗学的中心是探讨艺术构思，只有把“景”和“情”两个范畴都得以提升和壮实，才能提高诗创作的知觉契机和审美直觉。车延高的《物联网小镇》又是诗歌“当代性”的模范文本，他在诗中力图刻画典范的中国抒情诗产生的心理历程，将现代生活和新鲜事物入诗，不像叙事，也不像抒情。他把我们本民族的诗歌的表达规律概括为拟物主义的抒情方式，他诗中的意象整合的结构，实际是诗情涌动之际于意象间突然建立的有机逻辑，充满时空的缝隙而趋于无限的永恒。这是一种全新的对比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表达。
《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一书，蕴含了编者的编辑理想，其中有他们的审美感情和形态特征，也有根植于本民族伟大语言深处的襟怀与抱负。时代拥有崭新的气象和风貌，并赐予了我们伟大的契机和节点。梁启超曾说“今之恒言，曰‘时代之潮’”，环境的变迁，诗人心理之感召必然与时代相呼应，汹涌如潮。新的美学秩序与审美界定正在逐渐形成，或许这本诗集将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新诗歌艺术传统与创新的现实标本。正如张学梦在诗歌《伟大的思想实验》中说的那样：“我以一个诗人的知性，赞美这一伟大思想的卓越。”
（作者：董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