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杭评话大师黄仲梅

　　地灵人杰话双杭

　　唐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南宋时，南方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相应繁荣。南宋福州人刘后庄诗句有“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证明南宋时福州已有人在说西汉史事。福州评话民国时期的“八部堂”之一黄菊亭，艺名“科题”是近代福州“评话三杰”之一、艺名“科题仔”黄仲梅的父亲。“科题”台风文雅细腻。据说他讲《孟丽君脱靴》，连讲三天，主人公才脱下一只靴来。“科题”着装朴素，传说某次他去三坊七巷某大户人家讲书，“科题”早早到了，东家尚未散席，他只好在茶担边等候。由于衣裳不整，差点被家仆赶出门。席散登台他献演的是家庭书《聚春园》，又称《采木笔》。结果技惊四座，东家听了不过瘾，出重金要“科题”重讲。所以有“科题一夜两讲采木笔”之说。其代表作有《采茶女》等。生活在艺术世家的黄仲梅，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熏陶。

　　当时，福州双杭地区经济繁荣，也是福州评话发展的“黄金年代”，许多评话艺人纷纷移家双杭，如陈春生移住双杭苍霞洲，“科题仔”黄仲梅则移居上杭街猍狸巷。据业内人士介绍说，“科题仔”早年追随乃父说评话，人谓“吃开口饭”。黄菊亭训练儿子非常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差，谓之“打底”，业界人称“整整底”，必须一丝不苟。由于“科题仔”唱功不行，始终未打开局面，十分焦虑，四出拜师，火候仍然欠缺。后来“科题仔”终于想通了，“人各有体”，虽然他艺术上得益于“绣和尚”，不善吟唱，但可以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呀!抗战军兴，他适应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战局发展的需要，开讲正书前先讲报。他把新闻通俗化、故事化、趣味化，引得听众腹佬筋(肚子)都笑翘了!他介绍新闻背景、预测战事发展颇有见地。他语言谐谑，辛辣犀利，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鞭挞得体无完肤，会急无汗，一时间名声大噪。后来“科题仔”应一些听众要求，部分时间专门讲报，当时识字的人少，报纸的发行量也小，讲报有很大的市场。“科题仔”将他的讲白功夫发展到了极致，他善于“扮底”(即兴创作)，结构奇巧，腾挪闪跌极见功夫;他刻画市井人物惟妙惟肖;语言风格极有个人特点，本地人称“剜骨”(俏皮、尖锐)。其代表书目有《蔡松坡》、《好逑传》、《余定九》等。“科题仔”的徒子徒孙有八大将之苏宝福、唐彰文及毛钦铭等，私淑弟子则不计其数。“科题仔”的评话表演艺术炉火纯青，传说，有一次他与某评话大师表演双口评话。同行是冤家，某评话大师平素并不服他，当时讲书地点在双杭陶陶居书场(一说在洋头口高台)，那里风景优美，书跤(铁杆听众，如今日的“粉丝”)云集。当日说的是《包公案》。说书当中，某评话大师相机拿“科题仔”开涮，说“包公仪仗出行，索折(一个)人叫‘科题仔’擅自窜出。包公叫，哪个歹仔大胆窜我禁行，拿下打个40大板!”“科题仔”见来者不善，灵机一动，接龙道：“哪知‘科题仔’这股川脾(屁股)极是硬茬(结实)，只是被打了个大乌青而已!”说着，手指某大师的脸，听众会意，哄堂大笑。某大师极为尴尬，悻悻然转身而去。原来，某大师的左脸颊有个乌青胎记，极是明显。“科题仔”的语言艺术确实登峰造极。1950年，福州正在开展“镇反”运动，鼓山远洋乡地主孙亨梧害死九条人命，在国民党统治时逍遥法外，在共产党领导下被处死刑!许多文艺工作者将故事编成闽剧和福州评话到处演出。“科题仔”也演讲《九命沉冤》，当他说到苦主阮宝霖的妻子向律师哭诉案情时，律师说：“汝这冤只有斧头钅絜才会解决呀!”“斧头钅絜”就是指共产党。在场的一个干部对“科题仔”的语言艺术十分佩服，对旁边的人说：“真是名演员，不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