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与邓颖超的未了情

母亲李玉贞在写书法。

　　■孟明明

　　1967年的夏天，在“四人帮”“文攻武卫”恶性鼓动下，我母亲李玉贞(时任福建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在精神和肉体上不断遭受折磨。困境时，她想起1948年9月，作为山西省太岳区的代表，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妇女工作代表大会时，邓颖超大姐亲自找她了解山西省阳城妇女参加生产和拥军优属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时，邓颖超大姐对她的鼓励与教导的往事，凭借着多年战争岁月磨炼的胆气，决定逃脱“造反派”的控制，到北京找邓颖超大姐伸冤。

　　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夜晚，蹲守在我家大门外24小时监视的值班人员开溜。母亲抓住良机，在我二姐的陪同下，去福州火车站买票进京。刚到北京的几天，人生地不熟，找不到住处，她们就夜宿北京火车站。探听到邓大姐身体欠安，住院治病，母亲就给周总理、邓大姐各写一份材料送到国务院。邓颖超收到材料后，特别交代她的秘书通知全国妇联约母亲，进一步了解情况，安慰她。周总理办公室也给我母亲回信，指示和鼓励她要经得起考验。在周总理和邓颖超亲切关怀下，我母亲和二姐住进北京新中街中央文革招待所的五楼，安全地住了四十多天。母亲反映的材料也由北京转达福建有关部门。慑服于周总理、邓颖超的威望，“造反派”此后就不再对母亲进行批斗了。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出任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经理(1979年2月5日，福建省委组织部正式发文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母亲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想起邓大姐在“文革”时期的救助之恩，便自费买了一件福州地方特色工艺品：脱胎漆器的四层点心果盒，带到北京托老战友转送邓大姐。不料没过三天，原物退了回来，还附上一封信，大意是说：情意领了，原物归还，纪律规定礼物一律不收。母亲接到退回的点心果盒，非常难过，自言自语地说：“邓大姐，我并不是给您送礼物，而是表达心意，难道您不能理解我的报答之情?”同时，母亲也十分敬佩邓大姐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

　　母亲本希望有机会再到北京，聆听邓大姐的亲切教导和爽朗的笑声。然而，终成憾事，当她听到邓大姐逝世的消息，顿时泪如泉涌，唯有写下她与邓大姐的那段未了情的文章及悼念诗一首，寄托自己的哀思。

　　2011年11月5日，96岁的母亲与世长辞。但47年前的那张全国妇女联合会受邓颖超委托约母亲的批复函、送出又退回的点心果盒，以及母亲在1992年写下的怀念邓大姐的文稿，作为她与邓颖超的一段未了情、见证物，却珍藏在我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