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公祠与闽山庙的沧桑

　　□榕城琐忆■卢美松/文杨勇/摄影

　　在福州文儒坊闽山巷南端东侧墙上，至今还留有一方石碑，文曰：“闽山卓公祠”。巷名闽山，盖缘其地南接光禄坊的闽山(玉尺山)故名;祠称卓公，实因奉祀宋进士卓祐之之故。卓公祠来历甚古，而闽山庙声名极盛，影响甚大。

　　据明《八闽通志》载：“卓祐之，字长吉，闽县人，居文儒坊。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历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推官。生而正直，自谓死当为神。”后因任满，“挈眷归闽，举家没于溪滩”。说明卓祐之确有其人，且有功名与仕历，为法官正直公平，死于水难，人祀为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写卓祐之的籍贯与居地。文儒坊得名是因宋代大儒郑穆祭酒居住过，而此地开发为民居则早在晋代。宋《三山志》载，卓宏于西晋末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任晋安郡守，致仕以后，择居闽山地。卓氏由此世居闽中之福州。卓宏就任时已是第五任郡守，上距严高首任郡守(282年)不过二十余年;下距“永嘉之乱”(308年)不过三年。估计卓宏留居闽中应与中原之乱有关。闽中(福州)进入晋朝管辖之初，教化未溥，开发初及，闽山之地尚在子城之外、山麓水洲之中。卓宏入居是见诸记载的入闽官宦第一家。“闽山”之称，也足见其地与乌石山脉以及后之光禄坊闽山相连系。

　　卓宏入居闽山之后，卓氏一支从此在闽中发祥，其后历代世系难以尽详。所可考者，有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任莆田县令的卓隐之，乃卓宏十六世孙。卓隐之曾孙卓云，中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进士。卓祐之是卓云曾孙，于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中进士。以上诸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皆不详，仅卓祐之的“神迹”在方志及庙志中言之凿凿，而且世代屡有褒封。

　　明隆庆元年(1567年)，陈元珂撰《重修闽山庙记》，记载卓祐之成神并受敕封过程甚详，有云：卓祐之“既殁，频著灵异，后人即所居祀之，所谓应公大夫是已。”由此可见，所谓卓公庙、卓公祠者，原来是乡人为奉祀卓祐之，而将其居所辟为祠宇。因此这座祠庙已历经近千年的时光。

　　乡人辟庙妥神，又世代奉祀不绝，通过张扬神迹而不断申请朝廷褒封。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造神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卓祐之封神亦屡经升级。宋端平乙未年(1235年)《福州灵应庙敕》记曰：“郡人以尔之灵应为言，申命牧司，开以侯爵，益施惠利之实，永佑邑里之民，可特封广利侯。”同年又敕曰：“尔宅灵闽山，保有南国，耀阴兵以弭汀郡之寇，返炎风以扑邻境之焚。考观民言，灼见神烈，式益表号，以灵应广利侯，特封广利威显侯。”陈元珂《重修闽山庙记》载：“闽山，其一处也。然山虽隐，其灵则显，故庙其地者，神况特异。”“予少长居闽山下，其父老往往道广利之神，曰灵应、灵慧。”卓祐之身殁之后，由里人号之“应公大夫”，进而由朝廷敕封“广利侯”，又益号“灵应广利侯”，再特封“广利威显侯”。宋宝庆三年(1227年)，加封“威显顺济广利侯”;明永乐中，被朝廷正式“载诸祀典”。如此不断加封，不仅提高了神格，而且扩大了祠庙的影响。如“庙记”所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建州(今建瓯)寇发猖獗，神自称以“闽山阴兵”破贼;宝庆三年(1227年)，又以阴兵平汀州之寇，亦自语曰：“闽山吾故宅也。”所称皆以“闽山”为言，可见在坊巷远未形成之时，其他乃属里社，故庙称“闽山庙”。闽山里和卓公祠因此在宋以后及明清时期，成为福州城区最为著名的里社、最富影响力的民俗神庙。

　　看来闽山灵应庙是在卓祐之遇难不过百年辟立的，因为所供奉的卓祐之被里人或卓氏后人尊称为卓公，所以庙亦称祠。想必此庙原先还供奉有卓氏入闽始祖卓宏，或者还有卓氏历代先贤，所以灵应庙也被视为卓氏宗祠，故称卓公祠。这些因未见具体记载，不敢妄断。但卓公祠又被称为闽山庙，应与庙内经常进行的里社民俗活动有关。据“庙记”记载，“嘉靖丙寅(1566年)春，诸乡士父老谋”，“以旧祠全返于庙，由是，居民靡不鼓舞胥庆”，“环斯庙而居者，廿有四社，灾患必祈，疾病必祷，求欲福之者亦众矣”。由此可见，闽山里二十四社居民奉祀神庙极为虔诚，闽山祠庙的名声与影响也日益扩大。

　　当然，闽山庙的著名不仅在于神祇的灵应，更在于逢年过节庙社民俗活动的影响。晚清至民国，更以社火、社戏与各种社俗活动闻名。据记载，闽山庙在明永乐中载诸祀典以后，香火兴旺;“明弘治初重建，香火益盛。嘉靖初，里人迎神，金鼓喧沸”。后来，闽山庙两旁还增建“十八滩神祠”，内塑滩神像，以为卓祐之神的部属。闽山境社的民俗活动，亦由庙祀活动而踵事增华。

　　历史上，“闽俗重元宵”。明学者谢肇淛称：“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五杂俎》)《三山志》载，福州上元节(元宵节)“燃灯，弛门禁，自唐先天(712年)始，本州准假令三日”。又载，宋代灯节胜概逾于从前，“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故时人有诗赞此俗况曰：“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据记载，明清时期福州元宵灯会最盛处乃在闽山庙。谢肇淛《福州午夜元宵》诗云：“千支凤蜡一时悬，莫道元宵胜当年。人影渐随香雾合，月轮还让彩灯圆。虹桥乍起摇星斗，锦帐初开试管弦。更说闽山香火胜，鱼龙百戏列斋筵。”其中特别形容闽山庙内香火兴旺，鱼龙百戏演出热闹，供奉的斋筵场面盛大，说明闽山庙会庆典隆重，各种民俗活动十分热闹。难怪谢氏后来仕宦在外，还曾作《元夕感怀》诗称：“金粟峰前月，闽山庙里灯。”足见作者对闽山庙灯会感念之深。

　　清初康乾盛世中，闽山庙内的灯火斋筵、民间社俗活动的景况更胜于前朝。乾隆举人郑洛英，曾作十首《榕城元夕竹枝词》，其中一首专咏闽山庙社戏的繁盛景象，诗曰：“闽山庙内夜人繁，闽山庙外月当门。槟榔牙齿生烟袋，子弟场中较十番。”家住光禄坊的文人李彦彬则有专写《闽山庙鳌山》的诗篇曰：“两行灯火晃玻璃，乡社元宵列炬齐。方信三山鳌背上，海城春拥烛龙低。”诗歌极写闽山乡社元宵灯火之盛，鳌山之高。道光举人刘家谋，所作《榕城观灯词》亦有句称：“吾闽灯市天下无，千灯万灯燃通衢。闽山庙社蟠六鳌，忠懿祠堂灿千树。”诗人描绘榕城元宵灯节充满自豪与兴奋，描写闽山庙社的灯会，用六鳌托举三神山的传说，更具地方典型色彩。

　　闽山庙擅名榕城，不仅在于它的元宵鳌灯与庙会社戏，还在于元宵夜特有的斗宝活动与清明节的游神、演戏与斗宝。其斗宝活动乃榕城也是福建惟一的精彩项目。所斗之宝有富室的珍异与民间的奇货。明代学者徐灯勃的《与邓道协书》有云：“三山元宵最盛，而神庙各出珍奇。生荔留至春时，往往目击之。家兄(指徐熥)《元夕》诗有云：‘闽山庙里赛灵神，水陆珍馐满案陈。最爱鲜红盘上果，荔枝如锦色犹新。’”福州名宦叶观国《榕城杂咏》也有句称：“闽山庙里看灯回，火齐冰纨满案堆”。他们都写出闽山庙会迎神赛会、奉祀酬神、斗宝争奇的热闹场面。陈元珂的《庙记》还特别指出：“每岁三月三日，则聚富室珍服奇玩，竞为杂剧，前导神像，遍游于市肆。是闽山庙斗宝，不独元宵矣。”说明闽山庙的社俗活动，不仅只在元宵灯节，而且还有清明时节的诸多活动。于此可知，明末曹学佺自苏州引进昆曲，结合闽地杂剧而自创家班儒林戏，人们目之为闽剧之滥觞，盖亦渊源有自矣。

　　除此之外，福州城内妇女的“转三桥”习俗也与闽山庙有关。此俗始于宋代，每年元宵节，妇女们精心打扮之后，到闽山庙内行香、观灯、赏戏，而后结伴同行，在坊巷内“转三桥”，据说为的是祛除邪秽之气，祈求平安吉祥。明人徐熥《闽中元夕曲》云：“年少路旁虚送目，良家女伴转三桥。”诗人邓原岳有句曰：“怪底佳人好装束，闽山庙里看灯来。”“邀来女伴转三桥，歌舞丛中落翠翘。”翁时农诗曰：“踏歌小队转三桥，灯事翻新看不足。”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元宵节仕女们观灯、转三桥的时尚风采与社俗活动。

　　诚然，福州作为“民俗繁庶”的东南都会，在宋、明、清时期的太平之世，人们尽情享受文化繁荣的硕果，但在清末以后，由于时局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闽山庙会及各种社俗活动逐渐衰落以致消歇。沧海桑田，不仅庙会盛况不再，就连庙宇建筑与石砌戏台等也都踪迹全无，惟余“闽山卓公祠”一方碑匾尚存。如今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正宜继承传统良风美俗，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人们也热切期盼作为三坊七巷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卓公祠和闽山庙会都能给予恢复：重建祠庙，宏其旧观;再现社俗，以富观赏。这不仅于卓氏一门一族保留历史的记忆与血脉的追思，而且于福州人民大众也可实现社俗的回归与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