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

孔雀蓝釉陶瓶

　　□史林折枝

　　■蔡中成 文/图

　　五代时期的刘华墓，位于福州北郊新店乡莲花峰南坡斗顶山的塔仔里，1965年农田基建时被发现。墓室用花岗石砌成长方形拱顶，分前后室，均用条石封门。前室安放女官俑、侍女俑、石雕施食台、大型孔雀蓝釉陶瓶等。后室有棺床，周围摆放陶俑，墓志立于室后。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一空，遗留的部分随葬品一片狼藉。清理后经过修整复原，计出土陶制俑38尊，有侍官、女官、侍女、仆役、僧人、戴风帽老人、道士、十二生肖和人首龙身俑、朱雀、玄武等陶俑。发现的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均为小口、广腹、小底内凹。此外，还有一枚鎏金“开元通宝”铜钱及铜棺钉、三件石雕覆莲瓶座等器物，另有《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一方。这些出土文物成为研究五代闽国社会政治、文化风俗以及服饰工艺等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的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经过多方考证，确定为来自古代波斯地区的海外舶来品，其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密切相关。这些特殊的出土文物也显示作为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区域，至迟在唐至五代时期，福州就已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同时成为展现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物证。

　　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孔雀蓝釉陶瓶，造型独特，器形硕大，釉色别致，考古报告公布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三件器物均为小口、长鼓腹、小底，状如竖立的橄榄。口径和底径均为10余厘米，腹部却有40余厘米，高度近80厘米。瓶子表面施一种介于蓝、绿色之间的釉色，釉层较厚，学术界称此种釉色为“孔雀蓝釉”或“孔雀绿釉”。迄今为止，在中国唐代中晚期至五代之际的遗址或墓葬中，已知福州、扬州、广州、宁波、广西等地发现有此类孔雀蓝釉陶器。此外，此类孔雀蓝釉陶器在非洲东海岸、西亚以及日本等地也有出土。古代西亚波斯地区素以制陶著称，器形多为瓶、壶类，器物表面喜施黄、蓝等釉色。孔雀蓝釉类器物在西亚诸国发现较多，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区，曾出土多件和刘华墓孔雀蓝釉陶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20年前，笔者在日本MAO美术馆参观时，也曾见到一件与福州刘华墓类似的孔雀蓝釉陶瓶，其产地就是古代的波斯。由此，有关研究者认为，无论从釉色、造型还是纹饰等方面分析，福州刘华墓出土的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其产地应是古代西亚的波斯地区，时代为公元9世纪前后。由于这一时期波斯王朝早已消失，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应将此类器物统称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至于其来源，当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海外交通贸易密切相关。五代闽国时期，王审知等统治者积极推动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福州、泉州等地的贸易港口因此形成“填郊溢墎，击毂摩肩”的繁荣景象。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当是通过当时的海外贸易渠道输入福州的。

　　经考证，这座墓的主人刘华是当时南汉国的清远公主，她的丈夫是闽国创建者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南汉位于今之广州，其与闽国分别为五代十国之一，刘华与王延钧的婚姻，可以说是一场古代司空见惯的政治联姻。二者的结合，就是为了加强闽国与南汉政权的友好关系。据考证，刘华22岁就嫁给时任泉州刺史的王延钧，930年去世，年仅35岁。夫妻相守的十多年间，她共为王延钧诞下四子二女。926年，王延钧发动政变，谋杀了其兄即第二代闽王王延翰。其后，王延钧被推为闽王。933年，即刘华死后三年，王延钧正式称帝，史称齐肃明孝皇帝。

　　刘华墓遗留的出土物中，还有一批造型各异而又风格鲜明的陶俑，如各类宫女和伏听佣等，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习俗的珍贵文物。至于那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则是在墓中作为长明灯使用的。当时考古学者在刘华墓中还发现三件石雕覆莲座，均为扁圆形，中间凿圆孔。由于刘华墓早期被盗，墓内的陪葬器物多被破坏或移动位置，这三件石雕器座的用途当时曾难以确定。孔雀蓝釉陶瓶出土后，考古学者发现二者刚好成套，石雕覆莲座即为孔雀蓝釉陶瓶的底座。究其原因，是这三件陶瓶中间大两头小的造型，装入燃油后器身更不稳定，为保持其稳定性，特地制作了这三件石座。五代时期闽国礼佛的风气盛行，刘华墓出土的许多器物都与当时社会的迷信风气有关。其中还有一件石雕孤魂台，恰好与长明灯一道，伴随着这位来自南国的公主回望故土，长久无眠。唯有那几件来自异国他乡的孔雀蓝釉陶瓶，在历史的长廊中熠熠生辉，同时诉说着千百年前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