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城琐忆

　　民国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曾缕述亭记颠末。他在《闽中三百三十有三士亭》文中，先叙康熙甲申(1704年)沈涵视学闽中时，曾在学使署内建“友清轩”，植松竹梅。嗣后乾隆庚子(1780年)，朱筠视学福建时构“补松精舍”，命多士人致一石，镌名其上，且题亭额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并为之记。而到嘉庆丙子(1816年)，汪润之(雨园)学使又使王应绶秀才作亭石之图存署中。辛亥革命以后，学署改为陆军测绘局;后来，运使刘景屏购买原学使署用办“存古学校”。刘氏椎拓旧碑寄示陈衍，陈衍所见石刻碑文乃清嘉庆九年(1804年)，邵自昌视学福建时，“重列竹君先生旧记，并记缘起”之文。邵自昌在重刊记中说：其前任学使钱云岩学士，见前亭为风所败，遂起重修，并增补山石。因前之亭额已毁，遂改题曰：“补石亭”。数日后，他“偶检丛积”，忽得石碑，“整之为还故处”。他又见“竹君先生有记，勒巨石上。石理粗，剥落不可读”。可知朱筠当时所刻之石，体量巨大，且因质理较粗而字迹斑驳脱落，难于识读，故邵自昌即命同游者郑师愈全录其文，重新镌刻。这应是今天所见之太湖石上的刻文，其石质明显坚致细密。将朱筠书稿与巨石上的文字进行对照，石刻文字虽然剥落漫漶比较严重，但文字基本可读，并无舛误。唯朱筠的《笥河文集》文字缺少标题与落款，而陈衍所引邵自昌重刊旧记文则十分完整，与朱文并无出入，但同样缺少标题。今日得见原石刻、亭记完璧再现，极为难得。为编纂出版《朱紫名坊》一书，本馆连天雄编辑攀爬旧动物园猴山，搜寻再三，也仅得有文字刻石4块。今日在西湖边得见朱筠所撰亭记全文刻石，实乃天宝物华，不使堙没殄灭。如今再现于世，可续闽中文苑一段佳话，无乃大幸之事乎!

　　清乾隆间，顺天府大兴县名士朱筠来闽主持科试，得岁、科两考通省前列秀士三百三十名。其后历代闽中士人及宦闽官员陆续作诗论赞。如清郎葆辰有诗称：“笥河先生操玉尺，闽海抡才尽圭璧”，并说“夫子秉心清且直，园中大雅扶轮如一辙”。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韩鼎芬任福建学政时，曾遍征名流题咏，于道光二年(1822年)刊刻成《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图诗钞》行世，其序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前学使朱笥河(筠)学士所建也，学士与文正公(按朱石君珪)同怀兄弟，相继督学八闽，以宏奖人才为己任。闽士感之，循弟子礼，具束修以献。学士屏勿受，令士贡一石，石泐士名。”题咏者亦于《诗钞》中盛赞朱筠学士的良政清风。如李宗翰诗称：“多取廉不伤，我佩大兴朱。好士兼好石，代贽罗琳腴”，“至今闽中廨，清风在亭隅”。王引之诗称：“先生爱石如爱士，手剔穷岩濯泥滓”，“一士一石抵羔雁，辇来麕至陈阶墀”。白镕诗曰：“羔雁先民贽，遗风不可寻。相期贞介石，于此订知音”。汪守和诗有句称：“投贽不受受一石，受石构亭石罗前”，“前辈风流余韵事，我闻未见心悠然”。曾燠诗赞朱筠“光收七闽海色秀，气压诸岛炎无寒”。蒋祥墀诗颂朱筠，“大开铁网搜珊瑚，一时贤士归砥砺。谒师却辞箧中金，士镌一石千金抵”，“但愿同葆坚白姿，名亭之意取诸此”。

　　可惜世事沧桑，金石能磨。岁月风雨，人事更革，多少文物因星移而物换。民国邵振绥作《福建经学会园中学士石无多，感赋》，其序曰：“清乾隆时，朱学政衡鉴精明，时人仰之，为建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士各献一石，镌姓名，植园中。今亭已圮，石存者十之二三。”民国人郭白阳在《竹间续话》中称：“近此曾加修葺，而三百三十三石或失，或移置于西湖公园中，不复旧观。”众士一致夸赞朱筠清明廉介，玉尺量才，取士无私无妄，一本公忠。又深感朱筠拒绝士人怀金贽见，改行持石谢师，为文士留永世名，为文坛树清风标。人们纷纷赞赏朱筠倡导的清品介节：“先生教人砺庶隅，重以修能葆内美”，“有如此石立介节，亭亭翼翼常特峙”。石山石亭寄托着朱学使爱士的一片深情，这块石刻更铭记着先贤清廉的美德。当年三百三十三块学士石受到世人的珍视、颂赞，而今时久年湮，硕果仅存者不过数块。这块朱筠亲撰的亭记石刻，独具历史与文物的双重价值，我们应当珍惜，予以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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