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从事地下斗争的叶飞

　　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的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叶飞领导下，青年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城区各学校广泛建立了宣传队，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932年1月2日，在福州的日本军舰“北上”号舰长草鹿任一大佐、炮术长杉野少佐和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贞洁郎着便装到西湖公园开化寺，看到全市的中学生正在开反日大会(大会由叶飞策划组织)，游行队伍举着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文物，高喊口号。草鹿任一等人认为这是对日本的莫大耻辱，无理撕毁会场的抗日标语，并掏出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公愤，学生拣石抛击他们，草鹿任一、杉野两人面部、颅骨等处受伤。后来在中国军警保护下，躲进公安局，数百群众围在公安局门口，声势浩大。直到夜里10时半，由戒严司令部派一辆汽车，将田村贞洁郎总领事等送到日本领事馆。与此同时，日本方面的警备员、日本侨民等，对舰长、总领事迟迟未归及中国群众的爱国行动，情绪极为激动，要停泊在万寿桥下的“北上”号军舰和“圆岛”号水雷艇(400吨，装有一门炮)派出陆战队到公安局，形势一触即发。第二天(3日)下午3时，日本侨民300多人，在“日本居留民会”召开大会，会议向中国提出惩办反日的“元凶”、处罚治安负责人等8项要求，形成议决案，同日下午5时面交田村贞洁郎总领事。中国方面，群众也到处开会，进行抗日演说，双方剑拔弩张。

　　福州各校学生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组织

　　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外，福州地下党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当时提出的一些宣传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脱离群众的。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提出爱国主义的抗日救亡的口号是很能广泛动员群众的，而福州地下党却采取共产国际的政策，提出反对日本进攻苏联，要“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拥苏”运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结果，“反帝拥苏”的口号不但不能形成群众运动，甚至使党不能在群众中公开活动，倒是群众提出的抗日救亡的口号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拥护，因而形成有声有色、广泛的群众运动。

　　至于“赤色互助会”的活动，是城市和农村的劳动群众自己组织的社会性的互助团体，不带有革命色彩，不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而合法存在，这是社会上相当流行的群众性的互助组织。而党的“左”倾主义认为它是灰色团体，没有革命意义，因此不去参加，自己关起门来组织互济会，还要特别在它上面安上“赤色”两个字，即“赤色互济会”，变成一个狭隘的“左”倾的群众小圈子里的团体，结果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活动，只能做一些救济和营救因革命而被捕受难的同志的工作了。这些，都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造成的影响。

　　叶飞在福州工作不到一年，1932年8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派他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从此离开了福州地下工作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