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的福建缘

　　今人很难想象，作为学术研讨，在“文革”及此前的政治环境下，十分艰难。因为学术问题受到政治干扰。我曾在1981年5月10日《福建日报》第三版发表《恭王府与大观园》，述及《京华何处大观园》也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64年，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暇去实地察看时说：‘要说人家是想象，但人家也总有些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后来他还同意将这一大组建筑群好好保护，作为将来建立曹雪芹(《红楼梦》作者)纪念馆的一个地点。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头子江青出于险恶用心，在‘文革’期间，便借题发挥，大肆攻击《京华何处大观园》一文，甚至对一个美国人说：‘某某负责人去看了!’‘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内已经分成两派了’等等。”1984年8月19日《福州晚报》第四版刊登拙文《寻常百姓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喜盈门》，其中写道：“回顾1973年笔者与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教授的两度互相通信。当时双方冒着对抗江青的风险，探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如今，可以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了，是为三喜。”“文革”期间，探讨学术问题像做地下工作。因此，周汝昌先生在1981年8月28日给我的信中写道：“26日收到惠函并福建(日)报上的尊作，非常高兴。见你文中引录的信札字句，追忆往事，虽仅数年，却恍如隔世，真令人感慨无限。你撰此文虽篇幅不大，也给‘恭王府说’向海内外人士起了宣传推动的作用。那张照片(注：系周汝昌先生于1973年7月8日赠我的恭王府花园‘园门’)刊出也使我欣慨相兼，因此(照)片亦曾提供给上海古籍社，他们竟不知采用(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相片也未用)，而园门今已堵塞(注：这是当时情况，如今,购票入内可畅游整座王府及花园)，故此(照)片倍增其珍贵性。这张剪报我将留为纪念性资料，很有意义。”

　　周汝昌先生给我的第五封信，写于1983年6月29日。信中说：“收到你寄的剪报一份(内无信札)，知你为大观园之事仍然不懈地做工作，令人感动。此文(注：指拙文《恭王府及其花园》，发表在1983年6月14日《福州晚报》第四版)写得全面而又要言不烦，实为文字之佳境。”“有两件‘近讯’，一是陈兼与先生(80余高龄)在《团结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录了刘大绅(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之子)1938(年)所作七律四首，并有小序，述及咸丰帝之后裔(落魄为劳力者与小贩)亲口向他讲说，他所住即东府之事(恭府为西府)。一是80(岁)老人王大爷，很小在恭府当差，后又于辅仁大学时代在园内工作，述及他听祖辈师辈说过：雪芹曾住在府园之东北角上三间小房(听差的每日聚集听候差使的地方)，并曾题过一个匾额之事。此三间小屋后为辅大之某秘书人员因改建住房而拆去，在今翔凤(墙缝)胡同。”“我想，这应该使不相信恭府说的人们在事实面前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当然，任何事实也会有怀疑派的，各不相妨)。”周汝昌先生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是基于我在《恭王府及其花园》文末提到：中国红学会徐恭时理事搜集到的口碑材料中，正好有曹雪芹家住入这一地点的材料(世传这里是描写“大观园”的蓝本)。至于东府，即相当于宁国府;西府相当于荣国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