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甘棠港的历史考证

　　释疑辨误：最后还有个较大的难题，就是有人说：“《三山志》曾明确记载，甘棠港在福安缪洋附近，应如何解释?”

　　查宋淳熙《三山志》卷之六“地理类六“海道”中确载：“自迎仙至莆门，平行用退，潮十有五。”其中“十一潮：至水湾”中称：“西：官井洋港。西源出处州龙泉界(首溪)。东流百里至斜滩，过载首，合松潭溪，白沙镇(绍兴初废)。至廉首村。一出政和县界，经麻岭至缪洋，三十里至廉村，会龙泉溪，南流为江，过甘棠港。(旧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琅琊王审知具太宰礼祷于神，将刊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碎解。迟明，安流如砥。昭宗诏奖之，赐号‘甘棠’，神曰‘显灵侯’。三年，赐德政碑。)”这里大部分都是采用《琅琊郡王德政碑》的说法，只是把甘棠港的地点搞错。何以见得?

　　其一，上述已见《北梦琐言》所载的“甘棠港”，它开宗明义就说“福州海口黄崎岸”，可见甘棠港并不在福安，而在“福州海口”，本足为证。因为《北梦琐言》是生活在五代到宋初的孙光宪所撰。从时间上看，他较接近于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再从其文末所言：“刘山甫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又可见他所记载的甘棠港，源自《金溪闲谈》。刘山甫参加开辟甘棠港，亲自写的书，难道还不比《三山志》可信吗?无独有偶，再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敇改。”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甘棠港在闽县”，并说“旧名黄岐港”。看来同样足以为《三山志》辨误。因为，王象之，南宋金华人，字仪父。宋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知永宁、江宁县。年轻时游宦四方，见闻甚广;在此基础上，广为搜罗全国地理书籍及诸郡图经，撰成《舆地纪胜》200卷。该书是南宋一部地理总志，始作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成书于宝庆三年(1227年)。据有关史籍介绍：它以宝庆以前政区建制为准，记载当时全国一百六十六个府、州、军、监的各方面情况甚详，内容丰富。后人认为是南宋总志中最出色者。清阮元称：“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体例谨严，考证极其核洽。”王象之在《自序》中也说：“余披括天下地理之书，参订会粹。”因而，可以肯定，《舆地纪胜》是一部相当严谨之作。它成书于《三山志》(淳熙九年，即1182年)之后45年，纠正其甘棠港、黄崎港的说法，当有所本。

　　其二，福安的甘棠港，原名黄崎港，在闽东三沙湾内，今名白马港。它位于长溪之岸，在《三山志》所说的官井洋的西北偏，距福州城五六百里。这里的甘棠、黄崎都在内港，既非“海上”“岛外”，也非“江海要津”，且不在闽海的主航道上。从地理位置看，三沙湾是避风港，甘棠港又在其内侧，不知其对福州港的船只交通往来有何影响。福州是闽王之都，唐末时舟船已可直达城下，为何要到数百里外去开港?且不说那里是否“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即使是，王审知需要开辟海外贸易港口，也不致受制于它吧?

　　其三，淳熙《三山志》确是一部名志，常为志学界所称;但瑕不掩瑜，难免也有失误。该书卷之二十六“人物类一”“科名”中有“乾宁三年丙辰沈崧榜，状元沈崧”就是一例。笔者查阅诸多《中国历代状元谱》都明确记载：“唐乾宁三年(896年)丙辰崔谔榜，状元崔谔。”而沈崧的状元显然是误录。再看，卷之一“地理类一”“叙州”与“地理类二”“叙县”，一处是福州“置典船都尉”，一处是“省典船校尉”，也出现了矛盾。所以，《三山志》对甘棠港记载的失误并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