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港道的开辟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畅达

　　从福建对外交通贸易发展的历史看，自商周以来，海路船运活动主要在于向中原王朝朝贡觐见，后世发展成对我国北方沿海地区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隋唐以前，由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限制，外海行舟一般只能靠岸航行，望得见陆地，一旦遭遇巨风大浪可以尽速避入港内。这样，在闽江口以外的沿海水域(尤其是江河的入海口处)，便逐渐发展起众多的港道。据《三山志·地理类·海道》记载，按退潮记，第一潮自兴化(今莆田)迎仙港起，过福清渔溪径港，第七潮至长乐桨过港，第八潮往西折抵闽安镇港，第九潮北行达连江万海小港、连江港，第十潮到罗源港，第十一潮至官井洋港，洋内有长溪，下游即称甘棠港者，第十二潮、十三潮至宁德松山港(今属霞浦)、西乌崎港，第十四潮到敛港、怯港，第十五潮到沙埕港(今属福鼎)。从上述关于海洋潮汐与海港的关系，人们意外地看到，原来志书中所称之港，都是与海洋相联系的江河溪流的入海口一段水域，而非今人所理解的江海沿岸有固定码头、道头的港口区。这就更可了解当年甘棠港开凿并被赐名的意义。

　　还须说明一点，《三山志》记述是以福州当时辖属的12个县份为地理范围，记述海水十五潮也是从与福清靠近的兴化军迎仙港为起点。而在晚唐王审知受封为琅琊王时，是实授威武军节度使兼福州刺史。闽中自中唐以后，辖有福、建、漳、泉、汀五州;福州所辖有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永泰、古田、尤溪九县。闽东只设长溪一县(《三山志》载，公元911年增置闽清县，933年增宁德县)，故其巡检事务有归闽县管者。

　　由王审知主持，用6年时间开辟甘棠港及其相连水域，实现了“江海通津”。所以《三山志》记载：“伪闽时，蛮那(舶)放椿，且次江岸”，“南北舰囷载，歘至城外”，“浮于海，达于江，以入于河”。说明外来船舶可以直达州城外、江岸边靠泊，由外海而入闽江，再达内河。《德政碑》所述：“黄崎之劳”，“保千万艘”;“遐迩怀来，商旅相继”;“往来番商，略无疑恐”;“外域诸番，琛赆不绝”，可见甘棠港开辟后所带来的巨大航行便利与商贸利益。这应当说是王审知治闽期间在海外交通与贸易方面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志书又载：“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国朝(按指宋朝)以南交之险，遂置司(按指市舶提举司)温陵(泉州)”。但是海外船舶仍然“时有飘风入港者”(卷6“地理类”)。从梁克家称“伪闽”看，可知是指王审知逝后，其子王延翰、王延钧当政，建国号曰“大闽王国”，内讧不断，兄弟子侄互相残杀，政权极不稳定。但如上面所引，说明当时福州海内外贸易依然繁荣与便捷。由此可见，甘棠港的开辟，确实对于福州的海外贸易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

　　一些论者的纠结在于，甘棠港、黄崎镇离福州城有二三百里之遥，不可能作为福州的重要贸易港口。殊不知海港的概念本指航道，已如前述;福州外港航道东汉时已有东冶港之名，六朝更有“建安水道”或“晋安水道”之称，州(县)城外还是大片水域。福州外港群的形成，乃在中晚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时，其重要标志乃在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所下诏书，称：“其岭南、福建、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表明其时福州已是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为朝廷所重视。到五代，闽东仍属福州管辖，包括甘棠港、黄崎镇皆属福州长溪县。甘棠港的开辟，使航道更加宽阔顺畅，为后来建造大船、通行巨舰创造了良好条件，由此奠定福州作为海外交通贸易枢纽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门户的基础。宋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水密隔舱造船技术的发明与指南针的应用，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大量而频繁的海外贸易成为必要，福建从此持续着海上丝绸、陶瓷、茶叶等的繁盛贸易活动。福州港也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作出自己的贡献。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