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05结语：试验与试错

　　无论是丁玲、田间、康濯还是公木、徐刚，1950年代党的文艺工作者们都和“迷信苏联”的周扬一样，曾经在心目中绘制了一幅中国的文学研究院的蓝图，它既是正规的教学中心，更是理论研究、文艺创作中心，既培养作家，又培养文艺干部、研究人员，甚至也可以接待“友邦作家”的文艺外交平台。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草创阶段的文研所是否是新中国需要的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模式呢？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甚至带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革命家，他对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图景是马克思主义的，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倡导与政治诉求相匹配的文艺形式，并借由文艺向全体中国人民传达、塑造政治理想图景。丁玲既然能与周恩来通信，随时向他汇报文研所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状态，遇到困难还能直接在周恩来处求得帮助，毛泽东对丁玲和文研所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如今看来，这种模仿苏联、培养一批研究员的精英主义方式，很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式，或者说，它不符合党在新中国成立时倡导的文艺发展方向。如果这是丁玲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精神的理解，只能说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在文研所的草创时期，当一份理想愿景在前方召唤着人们时，现实境遇和理想愿景之间的矛盾、龃龉和困境，也在无形中给文研所内人员制造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压力与焦虑。草创期暴露出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调整，便以一种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方式终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丁玲的身上，她无疑是一位个性张扬、才华横溢、经历过革命战火的作家，她的理想、热情和对行政工作的倦怠，使得她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作家学校的创办者的诸多优势，在具体工作中又极可能转为劣势。仅举一个徐刚回忆的细节来看：

　　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插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诗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相连，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我在总结经验时用正面的语言写道：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部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据徐刚回忆推测，草创时期的文研所，知识分子们随意性的言论和工作作风是发生过的。如果仅把这类情况视为教师们个人的意气之争，则无疑忽略了徐刚所说的“教学中的问题涉及到原则”的严重性。作为文讲所时期教务处负责人的徐刚在与邢小群对话中提到的观点，与笔者在院存档案中看到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务处撰写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二期教学工作初步总结》一致：

　　五年来，我所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而且有些问题，是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由于所的领导干部没有及时地采取有力的措施，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拖愈深，愈来愈严重。这种情况与我所的领导力量薄弱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本来人力较多，可是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没有把教学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对于教学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按照党的原则加以解决。……

　　我所的某些领导干部不热心，也不重视教学工作，没有把主要力量集中地放到教学工作上，也没有有计划地去培养教学干部；而是更多地侧重于自己的创作，使自身的工作与创作长期存在着矛盾；因此，至多只用半条心来考虑教学问题，缺乏长远打算，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情绪；因此，许多工作没有得到周密的考虑与计划，有些问题甚至没有很好过问；即使处理问题，也常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怕矛盾尖锐化，不敢把重大问题经常摆到桌面上，用党的方式来解决。教研室的干部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尤其严重。如何把教学工作做好，如何切实地帮助学员提高一步，原是教研室的主要任务，应当以全部力量与时间来做这工作，但是教研室大部分干部缺乏这种认识，只把教学岗位作为进行创作的立脚点，把教学工作放到次要的地位，反而把自己的写作放到主要的地位上。本来进行业余创作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但必须在不妨碍主要工作的情况下，在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可是在我们所里，有些人把这种位置颠倒过来，结果，这些同志不仅不能按照规定完成他所应完成的教学任务，有些人甚至竟连起码的劳动纪律也不遵守。情况既然这样，教学方针怎么能够贯彻？教学质量怎么能得到保证？教学辅导工作那里还有人去做呢？

　　据文研所二期（二期入学时还没有改名，结业时则改为文讲所）结业的时间判断，这次工作总结应该在1955年春。此时，作协党组对丁玲的批判还没有完全拿到桌面上展开，就这份文讲所内部总结的内容与措辞来看，还是从工作实际出发的，还在就事论事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被视为管理不善的原因之一。丁玲1953年给周恩来的信中也谈到了“主要负责人又都是搞创作的，如我、张天翼（并且有病）、田间、康濯，因此教务工作、行政工作都使我们很吃力”。主持文研所工作期间，丁玲的事务十分繁忙，还有数月在大连养病、外出考察，的确在所务上既“吃力”又有疏忽。“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没有把教学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对于教学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按照党的原则加以解决”，即使不必非要落实在丁玲的头上，说的也是文研所时期所内滋生了矛盾，养成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风气。

　　特殊的历史情境及具体人的意愿、选择、行动，共同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社会主义文学教育探索的结局。如今看来，彼时的情境中，文研所是一次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方向与实践的试错，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今天的鲁迅文学院而言，它无疑是一次充满理想与奉献精神的试验。